书剑啸长空——我眼中的卞毓方

天边缥缈奇峰,曾是我旧时家处。拂袖去来,软尘初踏,蒙城西住。短锄栽花,长诗佐酒,几回凝伫。惯裂笛吹云,高歌散雾,振衣上、千岩树。莫学新声后主,恐词仙、笑侬何苦。摘斗移星,惊沙落月,辟开云路。蓬岛旧游,员峤新境,从头飞渡。且笔泻西江,文翻北海,唤神龙舞。——梁羽生《水龙吟》     

浅论西塞罗的“国家观”

西塞罗是古罗马著名的政治活动家、演说家和思想家,他在《论国家》、《论法律》、《论义务》等一系列著作中阐释了自己的国家观念,虽然在后世思想家看来,他的国家观不够系统,且很难称得上形成了一个体系,但是对于城邦政治生活的参与,使他更能直观地了解古罗马的政治生活的本质,从某种程度说,其政治理念更具有现实主义的理论价值。     

从《汉志·术数略》管窥班固的天人观

《汉书·艺文志》分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六大类。而其中的《术数略》分为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刑法六种。数术是与上天、天子、人事活动相关的一类书籍,其内部结构整齐有序,折射出班固"天"与"人"相互作用,以"天"为本的"天人感应"观。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及其在中国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是人类哲学史上唯一真正科学的实践观,它在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地位。从历史上看,科学实践观的确立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的理论前提,它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最坚实最根本的基础。     

回归传统:浅谈数字化时代的史料处理与运用

<正>过去30年,注定会被未来的史学史所浓墨重彩地大书特书的,不仅仅是思想解放带来的学术繁荣,还包括电脑和网络技术广泛应用所引发的研究手段的更新。30年间,古代历史典籍的载体大多已经由纸质书本转换为电脑可识别的文字符号,新一代学者对电脑写作和网络查询早已驾轻就熟,数字化检索已成为史学研究必不可少的辅助手段,史家对于史料的获取方式经历了亘古未有的革命。数字媒介的引入,促成了阅读方式和写作方式的改变,也使知识发现途径与处理手段都发生了变革。甚至有学者十分乐观地断言"一个有机会孕育‘e-考据学派’的时代或已出现"(黄一农:《两头蛇——     

辽朝“仓”“库”功能探略

辽朝制度承唐仿宋,立国二百余年间,修建了诸多的"仓"和"库",并置大量"仓"官与"库"职进行管理。钩沉文献史料与石刻文字,归纳辽朝"仓""库"的主要功能为:"内库"私藏,财物可为皇帝随时支配;仓储粮米,用于灾年赈贷及平抑粮价;专库专储,百物各得其用。换言之,辽朝"仓""库"储藏的各类物资,为辽代社会发展起到了重要保障作用。     

河北隆尧乡观遗址Ⅰ区战国墓葬发掘简报

2014年,为配合南水北调水厂以上输水管道工程建设,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与邢台市文物管理处、隆尧县文物保管所对河北省邢台市隆尧县乡观遗址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此次发掘区域自西向东分为三区,其中Ⅰ区发现龙山文化时期至明清多个时代的遗存。战国遗存为12座长方形竖穴土坑墓葬。这些战国墓葬均基本保存完好,出土有仿铜陶礼器、日用陶器、铜带钩等随葬品,为战国时期冀中南地区的考古学文化研究增加了新资料。     

科学观的歧义与中国近代科学史学的多重意蕴

近代中国史学科学化进程中,因国人对“科学”含义理解上的不同,对史学是否属于“科学”有不同的认识;也因对“科学”含义广、狭不同的理解,形成了不同的“科学史学”观;由此造成史学“科学化”进程中观念分歧与实践路向上的差异。     

范仲淹的“育将观”

北宋康定元年(1040),宋夏战争爆发,范仲淹挺身纾难,出任延州边帅。面对宋廷"右文抑武"国策所致军事人才匮乏之弊,范仲淹选将以智勇、育将以仁爱,成功地提拔、培养了一批勇猛善战的军事干将。而其中所体现的正是范仲淹独特的"育将观"。     

《法苑珠林》与君臣观

隋唐时代,随着中国封建社会进入了鼎盛时期,佛教的发展,也在中国佛教史上达到了顶峰.如果说唐代佛教繁荣的标志是其思想内涵的丰富,那么其外在的表现形式之一就是类书在佛教典籍中的使用.类书体例自魏晋南北朝出现后,在佛教典籍中也逐渐兴起,许多高僧大德的著述使用了类书体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