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西丰县河边遗址发掘简报

河边遗址位于西丰县房木镇河边村河边屯西约300米的崔家坟西岗梁上。2015年和2016年,辽宁大学历史学院考古学系和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考古队对河边遗址的两个地点进行了田野发掘,出土了丰富的凉泉文化遗存。发掘表明,河边遗址2015和2016年发掘的两处地点是非共时的同一遗址,或不同时期遗址范围有所不同。凉泉文化的出土遗物应具有早晚风格的变化,可划分为两个阶段,其早期的年代约在中原的春秋中晚期至战国早中期,晚期的年代大致在战国晚期至西汉初期。河边遗址的发掘丰富了对凉泉文化内涵的认识,但这些认识尚未明晰,还需日后进一步的考古工作加以补充。     

大连岗上类型积石冢与欧亚草原石板墓文化关系研究——兼谈萨满教在文化传播中的作用

通过研究夏家店上层文化与大连岗上类型积石冢和欧亚草原石板墓文化的关系,证明了岗上类型积石冢产生的变化应与石板墓文化向东南的输出有关。在相距如此之远的两种文化之间产生的交流与影响,萨满教文化在其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北京魏晋墓葬所见北方草原文化因素

北京已发现具有北方草原文化因素的墓葬十余处,年代集中于魏晋时期。通过对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的系统分析,将其所包含的文化因素分为汉文化因素、匈奴文化因素和鲜卑文化因素三类。进而通过对各墓所含文化因素的内容和数量的统计将其分为四组,四组墓葬的墓主中可能有汉晋时期迁徙塞内的鲜卑部众,也有早期加入鲜卑军事联盟的匈奴遗众。他们徙居幽州塞内长期与汉杂处,除少数人还保持着鲜卑葬俗,其余大多已接受并认同了汉地文化,仅在日常生活层面留有草原文化的印记。北京魏晋墓葬中草原文化因素的形成及特点,当与这一时期北京所处的沟通中原与草原的枢纽地位有密切关联。     

三里河遗址出土玉璇玑研究

胶州三里河遗址出土玉器不多,不像良渚玉器那样数量庞大、形制多样,但具有东夷文化的显著特点。三里河遗址出土的玉璇玑是目前所知制作最早的玉制类璇玑,造型精美、寓意深刻。学术界对玉璇玑的定名、功能及代表文明都有所研究。玉璇玑与东夷文化密不可分,代表了东夷的太阳神鸟崇拜。     

文化自觉视域下的公共考古学

费孝通先生提出的“文化自觉”理念对于解决民族文化在全球一体化与现代化进程中定位与认知的问题大有裨益。随着学科体系的发展,公共考古学承担了考古学、文化遗产领域内文化自觉的责任,是文化自觉在这些领域内有效的实践行为,旨在解决中国文化的社会化与现代化的问题。考古资源作为文化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其公共化和社会化,不仅是学科发展的要求,也是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自觉的内在需求。因此,公共考古学不仅要求国家、科研主体、公众等多方的广泛参与,做好文保顶层设计,而且对文化遗产的阐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通过多种形式、多种渠道,应用好国内外多种考古文化资源,将不同的文化进行类比,清晰地勾勒出民族文化的特征,才能达到文化自觉,实现文化自信。     

简论博物馆夜间开放的中国实践与发展趋向

博物馆夜间开放是文旅融合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新业态。我国博物馆夜间开放经历了萌芽期、探索期和兴起期三个发展阶段。夜间开放有利于博物馆优化观众结构、提高经济效益、扩大社会影响、加强合作交流、提升服务效能等,但也面临安全、资金、人力、设施、内容等多重困境。因此,未来博物馆夜间开放,可在宏观层面为文化资源转化注入新动能,在中观层面为公众参与夜间活动营造新环境,在微观层面为博物馆高质量发展探索新经验。通过系列组合措施,构建“三位一体”文化治理机制,从而实现博物馆夜间开放“规范化—常态化—精品化”递进式发展路径。     

钟离诸墓研究三题

钟离诸墓的年代在春秋中晚期,钟离国的灭国年代可能在公元前518年。诸墓葬的文化因素皆呈多元化结构,包含本土文化因素、中原文化因素、楚文化因素、鲁东南地区文化因素、吴越文化因素等,背后体现了地理位置、文化传统与时代背景诸多方面的影响,其中钟离国与鲁东南地区的文化交流值得重视。而随着楚文化的扩张,墓葬中的楚文化因素逐渐浓厚。     

自然景观激发文化认同的多元理论研究范式——以黄河国家文化公园标志性自然景观为例

如何通过景观载体引导人们感知抽象的民族精神意涵和国家文化价值,是当前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重要议题。黄河具有自然属性与文化属性高度融合统一的特征,通过黄河国家文化公园构建文化认同,应重视黄河水域自然景观体验场景的重要作用。在综合运用传统文化心理、文化记忆、具身体验以及文化基因等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四个自然景观激发文化认同的多理论研究范式,包括个体记忆的具身体验范式、集体文化记忆建构范式、文化基因的激活范式以及“升尺度”文化认同的超有机体范式,为实现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实践目标、促进文化认同提供学理参考。     

淮南地区南北朝墓葬探析

近十多年来,淮南地区新发现了四座南北朝时期墓葬。通过对墓葬形制和随葬品的分析,淮南地区南北朝墓葬的年代可以分为前后两段。以6世纪中期为界,前段受南朝文化影响较深,后段北朝文化因素逐渐凸显,南北方文化逐渐融合成了全新面貌,并且直接影响了周边地区的隋墓。这几座墓葬的发现,反映出淮南地区在从分裂走向统一的历史进程中的重要地位。     

19世纪中叶“儒枭”集团的崛起与地方权力角逐——以浙江乐清的瞿振汉起义为例

19世纪初以来,银贵钱贱的现象对中国社会造成了巨大影响,各阶层收入减少,政府亏空严重。至太平天国运动兴起后,为克服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清廷大规模出卖科举功名。浙江省温州府乐清县由此出现了一个数量庞大的异途出身的生员群体。这个被指斥为“儒枭”的群体挑战了正途出身的地域政治集团,对正途士绅掌控的地方政治权力和文化权力构成了现实的威胁。瞿振汉起义实为两个地域政治集团之间的仇恨不断加深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