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文化遗产视域下的雕刻技艺传承与创新

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独特的历史、文化、艺术和社会价值,而雕刻技艺作为其中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通过研究雕刻技艺的传承与创新,可以促进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确保这一传统技艺的延续和繁荣,促进地方文化和经济的发展,也有助于推动艺术创新和人文精神传播。因此,这一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对于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具有指导作用。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时代价值研究——以淮阳泥泥狗为例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5000年优秀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劳动人民创造的智慧成果,也是联结过去、现在和未来的重要载体,具有独特的可延续性和深厚的价值内涵。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是当今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如何挖掘其时代价值,进而探索出一条适宜的发展之路,使其得到更好的传承和发展,以惠泽后世,这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和义务。文章从民族学与民俗学的角度出发,采用田野调查法和文献研究法分析淮阳泥泥狗的传承发展与时代价值,进而得出淮阳泥泥狗的文化独特性,以及它在当下社会发展中的文化价值、经济价值和社会教育价值,望能够为各地区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秦皇岛非物质文化遗产创造性转化研究——以昌黎地秧歌为例

文章以秦皇岛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本源,以昌黎地秧歌为切入点,从文旅融合的角度出发,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传播、创新的同时,阐释和论证民间文化艺术资源创造性转化的可行性,探索以本土非遗文化资源为根基、以现代艺术设计思维为载体、借助国际旅游城市优势的创新路径。     

故宫的价值与故宫博物院的内涵

故宫与故宫博物院密切相关,对故宫价值认识的程度,影响着对故宫博物院内涵的理解与功能的定位。故宫人对文物及其价值的认识有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博物馆不只是收藏“人类和人类环境的见证物”,更要在收集、保护、研究和传播上下功夫。故宫的古建筑不只是一个“壳”,更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载体和标志,也体现了建筑艺术中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在反映宫廷历史文化方面,故宫及其藏品可称为是明清皇家生活方式的标本,值得深入挖掘、整理和利用。从传统的古物概念扩展到保护文化遗产,是故宫人对故宫价值认识的一个飞跃,故宫不仅要保护有形的,而且要高度重视、努力抓紧保护无形的文化遗产。     

2015尼泊尔地震后加德满都谷地世界文化遗产破坏特征

2015尼泊尔地震对加德满都谷地的世界文化遗产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为了探究谷地文化遗产震害整体分布特征,对谷地世界文化遗产建筑的震害状况开展实地调查,划分了三类文化遗产震害等级标准,形成了六处世界文化遗产的震害图并对其进行统计分析,加德满都、帕坦和巴德岗三处杜巴广场震后保存基本完好的文化遗产建筑占各自总数的39.5%、53.3%、50%,斯瓦扬布纳特寺、昌谷纳拉扬寺和博达哈大佛塔主体保存基本完好,附属建筑不同程度地破坏。加德满都、帕坦和巴德岗三处杜巴广场地层的松软沉积层放大地震效应使建筑严重破坏,斯瓦扬布纳特寺、昌谷纳拉扬寺震害主要受地形特征影响。考察成果为我国同类遗产建筑的抗震防护提供参考。     

科学实证与文化阐释:中国新史学之双轨

中国新史学中最常见的两种历史研究方式是科学实证与文化阐释,前者旨在建立历史事实之真或寻求历史演变之理,后者则以探寻历史之意义或彰显切实之史识为目标,此二者可谓中国新史学之"双轨"。中国新史学正是沿此"双轨"向前发展的。从新史学之"双轨"着眼,并依据"新异性的标准",中国新史学界应有"八大家",他们分别是: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胡适、顾颉刚、傅斯年、郭沫若和钱穆。科学实证与文化阐释,这两种不同的历史研究取径,展示了中国新史学研究的多元面相,二者之间是相互融通的,并无根本性的冲突与对垒,其在治史观念与方法上亦可做到相互补益,相得益彰。许冠三在《新史学九十年》中因陷入"科学"迷思的褊狭"新史学观",以科学实证拒斥文化阐释,故而未能将钱穆基于"文化"视角来研究历史的文化史学视为新史学。钱穆的新史学特质主要表现为:在继承中国传统史学遗产之基础上,注重历史研究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以文化为本位,以阐释为取径,其典型表现是"以士释史";以中国为立场,注重探寻本国历史文化之意义,探求与本国历史文化相符合之史识,强调历史学的经世致用功能。钱穆的新史学观与后现代主义在批判科学主义历史学、反对文化一元论和西方中心主义历史观等方面多有契合之处,但其以"于客观中求实证"为基础的历史认识论与走向历史虚无主义的后现代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     

南阳古镇:我的运河印象

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大运河,一度支撑着中国的南北通衢。曾经千帆竞渡的大运河今天已失旧日风光。历经沧桑之后,古老的运河与今天的你我该是怎样的关系呢?当代社会该如何面对大运河?现实生活中的运河受到保护的同时,是否需要唤醒与运河相伴的精神记忆?     

科学建构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体系——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概念和若干专业问题的再思考

民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越来越深入,但是概念及若干专业问题还有待厘清。非物质文化遗产没有"缓冲区",不具"唯一性"而具"游移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文化空间"与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一般场所"是不相同的概念,遗产的评定不受"生源地"所限。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规范性文件中使用"代表性"或"代表作"有其立法用意,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与知识产权法保护的客体(对象)既有相同点也存在区别,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产品"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     

文化治理视域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一项重要指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建构基于传统文化多样性基础之上的文化共同体有着重要意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现有模式多建基于文化"管理"或文化"经济"的认识之上,因此,从文化治理的观点出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还面临着诸多问题,如保护主体单一、公众参与不足、忽视"文化纽带"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应力推"公益性保护",才能充分挖掘其公益价值、丰富其文化内涵,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注入新的活力。     

第七届藏传佛教教义阐释研讨会在京召开

11月6日至8日,第七届藏传佛教教义阐释研讨会在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召开。此次研讨会以＂知恩报恩＂为主题,得到了广大藏传佛教界人士积极响应和踊跃参与,共收到阐释文稿80余篇,通过主旨发言、大会交流、分组讨论等形式深入开展藏传佛教教义教规阐释工作。藏传佛教教义阐释研讨会每年一届,旨在引导藏传佛教僧众继承藏传佛教爱国爱教的光荣传统,感恩祖国,利乐众生,坚定不移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