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批评简论

随着学人类学的引进和在中国的初步传播,已有条件在中国建设和发展起自己的学人类学批评方式(即化批评)了;可以从学史、学创作的主题和题材、学语言、学的象征和意象、比较学的深化,等等方面去建设和发展中国的化批评。经过努力的探索和创造,目标是可以达到的。     

内蒙古红山文化学会正式成立

经内蒙古自治区民政厅批准,内蒙古红山文化学会于2008年12月4日在呼和浩特市正式成立.     

对《内蒙古十通·绥远通志》的批评

得知《绥远通志》作为《内蒙古十通》之一出版发行的消息,笔者与许多关心内蒙古史志事业的同志一样,十分欣喜。笔者于史志之学本是门外汉,又非绥远当地人,浏览之后,却发现此书问题较多,心情不免沉重起来。笔者以为,这与编者《序》中所云历史要如实追记和《凡例》中承诺的“以葆入志资料的客观与真实性”相距甚远。如此,则所谓“确保志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也就成了一句空话。现仅就《绥远通志》（以下简称《通志》）的几个主要问题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以与编者商榷。     

周总理对我的几次批评

1954年4月,周恩来总理兼外长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日内瓦会议。我奉派以新闻联络官的名义,负责新闻办公室的工作,主要任务是:(1)协助发言人组织新闻发布会;(2)接待来访记者。首次举行新闻发布会时,台湾国民党中央社驻巴黎记者王家松要求参加,被我拒绝了。事后     

阅读的困惑与批评的尴尬

1659年,法国剧作家莫里哀在喜剧《可笑的女才子》中,通过两个初到巴黎的外省女子由于爱慕虚荣所导致的一系列闹剧,辛辣地嘲讽了当时上流社会人士故弄玄虚、咬文嚼字的虚伪风尚。剧中的两位女子为了显示自身的典雅和高贵,故意编造出一些云山雾嶂的新名词,将“镜子”称为“风韵的顾问”,将“椅子”称为“谈话的舒适”,将“请人跳舞”称为“赋予我们脚步的灵魂”。     

论凌濛初刻本《西厢记》

凌濛初刻本《西厢记》受到今日学人的高度重视,《西厢记》印本一般都以凌刻本《西厢记》作为底本。凌刻本受到人们的关注绝非偶然,因为凌刻本《西厢记》系唯一未受传奇体制影响,体例保存完好、改动较小,与元杂剧最相契合的《西厢记》刊本,此外,凌刻本的校注与批评也有自己的成就与特色,所以,凌刻本《西厢记》在《西厢记》诸多版本中无疑应占据突出而重要的位置。     

"杀人越货"和"夏鼎"——答罗琨先生

《考古》2006年第9期发表了罗琨先生《利簋"岁鼎"析疑》一文(下简称"罗文"),针对我与何炳棣先生合写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基本思路质疑》一文对利簋的解释,提出批评。罗文首先从分析"岁"字入手,指出甲骨     

钟敬文民俗学思想的文明视野

钟敬文在20世纪最后20年提出的“民俗文化学”“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等理论,都体现出他所拥有的文明视野,即涵括多主体文明关系和中华文明主体的视野。传统文化整体论贯穿于他的全部论述,对于传统文化研究和民俗学研究均具有批判性和方法论建构的意义。他提出“民俗文化学”,源自对“五四”时期白话文运动、歌谣学运动、通俗文艺研究、风俗调查等面向民间大众的文化再造潮流予以统一概括的设想,但是也离不开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的激活。钟敬文提出的“建立中国民俗学派”,包含着对于“文明体”与“学派”关系的深刻认识。他的一系列学理思考,环环相扣且与人民大众的生活实践、情感脉动息息相通,因而具有可以被后辈学人不断发挥的巨大理论潜能。     

与周培源先生过从二三事

正同室相处"文革"中,身为北大副校长的周培源先生目睹政治暴发户聂元梓大树特树个人绝对权威,在北大按照"反聂即反动"的逻辑,把持有不同意见的学生和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大批干部和教师打成"牛鬼蛇神",关进"牛棚",实施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暴政,出于正义感和老知识分子的良知,周先生公开贴出一张万言大字报,忠言谠论,无所偏颇,对聂元梓提出了善意和中肯的批评,触怒了聂元梓,从此对周先生视若寇仇。1967年,围绕聂元梓的是非争论持续发酵,北大形成了保聂与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