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思鼎”和“朝霞”事件

1973年9月15日,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亦即罗思鼎）直接控制的《学习与批判》创刊,上海市委写作组以石仑的笔名在该刊创刊号上发表《论尊儒反法》一文。这标志着上海市委写作组为“四人帮”大造舆论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值得—读的人文地理学佳作——唐晓峰著《人文地理随笔》

人文地理学在地理学中是与自然地理学、经济地理学并立的三大地理学的分支之一,居于主要地位。但是,在五十年代以来的我国,人文地理学却走了一条曲折道路。当时,学习苏联,在自然地理学获得较快的发展,经济地理学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得以保有一席之地,可是,人文地理学却受到极左思潮的影响,处于厄运,被戴上“资产阶级”的科学帽子,打入另册。结果,在学校的课表上销声匿迹,原来讲授人文地理的教员不得不改行,讲授其他课,学校中是没有教员教此课,学生也无从学该课。直到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于八十年代初,我国人文地理学老前辈李旭旦先生才大声疾呼…     

激情燃烧铸就红色瓷业——文革瓷器初探

引言 上个世纪90年代初．由于景德镇烧制的毛瓷外流事件而掀起了一股收藏和买卖革瓷的热潮。毛瓷的价格在短时间内被炒作得一路飙升．景德镇当地从事瓷业的人员也纷纷仿制毛瓷。可是这种虚假的繁荣只是昙花一现,不久以后价格又一落千丈。许多人花重金购买的革瓷器．却一时因产品大量积压．导致非常被动的局面。     

1966～1976年的上海职业人口

“文化大革命”期间,上海的职工人数增长了127．14万人。这主要是因为20世纪50年代生育高峰期的人口,每年以20万人以上的规模,从非在业状态转向在业状态。上海全民单位的职工主要来源于毕业生(高达72．28％)和复退军人,其他人员皆因“身份羁绊”难有机缘。这一期间,因上海从事第二产业人数及比重持续上升,终于使上海失去了金融、贸易等城市型经济功能,从一个综合型城市转变为生产型城市,并造成城市布局混乱、交通拥挤、工业区与居民区杂处等一系列影响人们生活的社会矛盾和困难。     

康生死前为何揭发江青和张春桥

"文化大革命"结束30年了,而"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人与事却依然耐人寻味.康生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揭发江青和张春桥是叛徒一事,就是其中一件.对于康生此举的动机有不同说法:有说这是他惯于投机的本性使然;有说这是他"迫害狂"的本能反应;粉碎"四人帮"之初,有人甚至公开宣称,这是康生同"四人帮"有过斗争的证明.1978年,我曾在中央党校做"清查"工作,在整理"康生问题"的材料时,曾看到过康生揭发江青、张春桥的有关内容.现就我所掌握的资料,谈谈此事.     

工农兵学员入北大

20世纪70年代,正在搞“文化大革命”的我国高校,曾对招生制度进行过一次彻底的“革命”,这就是你只要被推荐,不管文化程度高低、年龄大小,不经考试,就能进入大学上学,这些人被冠名以“工农兵学员”。有意思的是,“文化大革命”其发端在北京大学,“工农兵”上大学,其肇始也在北京大学。我是当年第一批进北大的“工农兵学员”中的一员,经历了一些有趣的事情,略述在此。     

刘少奇“文革”时期在开封

本文把人们的思绪带入一个令人沉思的时代。在“文化大革命”中,国家主席刘少奇遭受到错误的批判和严重的政治迫害,后在古城开封逝世,无声无息离开人世。“文化大革嵜苯崾螅诹跎倨嬖┌傅钠椒垂讨校跎倨嬖诳馐攀酪皇虏疟坏鞑楹腿啡稀Ｔ诨衬钫馕粛伟人的时刻,这一段不公正的、残酷而悲痛的历史,自然引起人们的深思。     

三段不能淡忘的历史

“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这是至理名言。但是“好了伤疤忘了痛”却大有人在。口头上常讲“前车之鉴”如何如何,但不计前覆“后车跟进”也屡见不鲜。对某些不了解情况而     

1960年下放来安的回忆

1960年2月,我和中共中央宣传部的20多位同志下放到安徽省来安县,这在我的人生旅途中留下了一段特殊时期的特殊经历。时间已过去40多年了,同去的同志,已有不少人陆续去世,健在的也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作为这批下放干部中最年轻的一个,我动笔记下了这段历史,目的是存史资政。下放来安的缘由1959年秋庐山会议后不久,党内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当时,中宣部对秦川、袁靳、张军等9位同志的所谓“错误”进行了大规模的批判,并作了相应的组织处理。1960年春节刚过,当时的中宣部领导,就把“犯右倾错误”的9位同志和一部分年轻同志,前后共28…     

一个“文革”中“死囚”写给女儿的信

七十年代末,就在张志新的英雄事迹传遍祖国大地之时,有一个名叫孟氧的“死囚”在狱中给他的女儿孟小灯写了一封长信。他这样写道：“……在法庭审讯时,我公开为所谓的‘刘邓路线’进行辩护,根本不承认“叛徒、内奸、工贼”这个提法。他们以死刑相威胁,我依据周总理在十大政治报告反驳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