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口小锅与一个“右倾分子”之死

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岁月。     

我为在五七干校打人深感愧疚

1969年冬,我才上初中一年级,随父母去了湖北咸宁向阳湖文化部五七干校。当时,那里的子弟斗殴之风正盛。这是时代风气使然,文化大革命中社会秩序混乱,暴力成为时尚,小流氓也成了明星,好勇斗狠也成"战斗精神"的标志。斗殴成为那个时代的时髦。     

八十三张反动标语案

我是"八十三张反标案"中六名"案犯"之一,且是最年轻的一位,书写、张贴标语时仅17岁。45年前,我与钱万胜、唐玉振、张振起、尹宏、冯宗臣,于1967年10月3日深夜在滦县老城城关贴完"反标"的第二天清晨,由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滦县西关部队的辛团长亲自指挥4814部队的两个分队,一队封锁进城赶集的各个路口,一队迅速揭下所贴之"反标"。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高潮,有人竟敢贴出了《告滦县人民书》及"文化大革命坑国害民"等标语,不啻晴天霹雳,震惊全县,波及周边。"八十三张反标案"遂成为1967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     

代购代邮

《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那一场被称作"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运动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浩劫,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无比深重的灾难。从"开国领袖"到"个人崇拜",从"集体迷狂"到"天下大乱",本书将带你回到那段永远难以忘怀的历史,去探寻那许许多多令你百思不得其解的答案:     

我成了“活人展览”的展品

"文革"时,广西红卫兵和各地群众因为"支持韦国清"还是"打倒韦国清",出现分歧,分裂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一派叫广西"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简称广西"联指"),另一派叫"广西革命造反派4·22指挥部"(简称广西"4·22")。     

我复查的三宗自杀案

1966年4月中旬,省公安厅办公室主任老郑给我布置一项任务:把西宁市在城市"四清"运动试点单位中自杀的人统计一下,分分类:自杀的是些什么人,为什么自杀?有没有办法避免?他说,公安部要召开全国公安会议,研究城市"四清"运动中对敌斗争问题,我们要提前准备一些典型材料。此时"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已经开始刮了,不久公安机关就被砸烂,所谓全国公安会议也不可能召开,我的调查材料也没有派上用场。     

我的“文革”经历与“红卫兵”

"文革"那年,我15岁,正在北京师大一附中读初中二年级。"文革"前的我,学业一直顺利。小学考上了北京第一实验小学,即原来的师大附小,中学考上了师大一附中,都是名牌学校。那时虽然也开始讲思想革命化,但学校里还是功课好的学生吃香。从家庭到学校,对我似乎只有一种要求,那就是把功课     

陶铸是被谁打倒的

陶铸,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他从中南局第一书记的位置上调中央(陶铸1965年1月已任国务院副总理),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陶铸6月1日离穗北上,4日抵京。在1966年8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陶铸又被任命为中央文革小     

我给江青当秘书（七）

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央成立了三个专案组．第一专案组由康生负总责,第二专案组由江青负总责．第三专案组由谢富治负总责。第二专案组的具体工作由总参谋长负责,黄永胜任总长期间。第二专案组的具体承办事项就由黄负责。     

陈伯达在秦城监狱大闹“寻死”——《秦城监狱监管的特殊人物》

秦城监狱位于北京市昌平区小汤山附近,前身是功德林监狱,曾关押过满清要员、国民党将军等高级别的囚犯。监狱204区有较高生活待遇,每人有20平方米的房间。配有地毯、沙发床、桌椅和热水瓶等生活用品。伙食即使在1960年前后国家经济困难时期,午、晚餐也是两菜一汤,一年四季供应高档茶叶、水果。这种待遇从功德林起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