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中的“形上”与兰克史学中的“虚质”

中外传统史学均讲究依据事实材料重建历史,同时看重形而上的历史思辨。西学东渐之后中国史家渐离传统,加之学习西学过程中部分学人对兰克的误读,只注意到兰克史学理论中被其中国传人不恰当表述的“实证”一面,忽略了兰克的历史哲学思考,致使研究出现忽略“虚证”的偏颇。本文致力于梳理中国传统文化中强调形而上的学术思想资源,同时发掘被严重忽略的兰克史学对史料的超越,提出历史研究须虚实结合,但在中国史学的研究现状下,则应适当偏重形上思辨,注重“虚证”,以提高研究成果水准及研究者的学术段位。     

阿拉伯文化熏染下的景德镇元代青花瓷装饰

景德镇元代青花瓷是中华文化与阿拉伯文化共同哺育下的时代宠儿,是古代丝绸之路上中国输往中亚、西亚、南亚、东南亚以及欧洲的全球性商品,在世界陶瓷史上地位显赫、影响深远。本文以传世或出土(出水)的文物资料和前人的研究成果为依据,通过对阿拉伯文化与景德镇元代青花瓷色彩、造型、纹饰和构图方式等装饰艺术间紧密关系的分析与研究,进一步论证了景德镇元代青花瓷是中、阿文化艺术融合发展的历史产物。     

陶瓷文化研学课程的研发——以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研学课程为例

陶瓷文化是当代博物馆研学活动中重要的文化教育资源。目前就如何围绕陶瓷文化这一主题进行研学课程研发、增强文化自信、促进爱国主义教育,已成为全国各地博物馆新的课题、新的挑战。为此,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进行了科学的研究和精心的设计,既构建了完备的研学课程体系,又充分发挥了博物馆教育职能作用,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为全国各地博物馆陶瓷文化研学教育活动的开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大数据时代博物馆与高校的共建展望——以云南省博物馆为例

大数据时代下,云南省博物馆与高校的共建成为新的教育领地,一方面博物馆释放资源,吸纳高校人才;另一方面高校利用资源,拓宽课程领域的校馆合作。二者逐步走向融合。此外,在馆校有机结合、合作的基础上,达到育人育校育馆的多重作用。本文从二者的关系、矛盾、展望等不同角度出发,结合实际,对更好促成馆校共建的方法和策略等问题进行分析。     

吉祥辟邪的象征——漫谈新疆文物背后的鸡文化

鸡作为“六畜”和“十二生肖”之一,常被视为吉祥辟邪的化身,在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新疆考古发现大量的与鸡形象有关的文物,表明新疆自古以来就与中原地区保持密切联系。中原地区鸡崇拜和丧葬用鸡的习俗随丝绸之路传播到新疆并被当地居民所接受,也是中华传统文化对新疆产生深远影响的历史见证之一。     

当阳曹家岗M5、赵巷M4的年代与文化因素述论

当阳曹家岗M5附葬坑发现的几件青铜礼器,既晚于南阳彭射墓亦略晚于淅川下寺M10出土的同类器,而略早于寿县蔡侯墓随葬的相关遗物,与南阳彭启墓发现的同类礼器相近似,制作年代当在公元前510年上下或略早,该墓的下葬约在公元前500年前后。赵巷M4残存的几件铜礼器,与下寺M36和M4所见的同类器相当,其下葬以在公元前570年前后比较适宜,属春秋中晚期之际。曹家岗M5的埋葬方式与器物特征,呈现典型楚文化的风格,墓主人可能是春秋晚期的楚国名臣申包胥。赵巷M4包含有不同的文化因素,墓主当是一位地位较高、身份较特别的楚系异姓贵族。     

内蒙古高原南缘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遗存初步认识

2010年以来,在内蒙古高原南部相继发现了内蒙古化德裕民、四麻沟遗址、镶黄旗乃仁陶勒盖遗址、河北康保兴隆遗址、尚义四台遗址、崇礼邓槽沟梁遗址等文化遗存。其中,裕民、四麻沟、乃仁陶勒盖、兴隆文化遗存是以麻点纹圜底釜、筒形罐为代表的裕民文化,距今8600—7000年。邓槽沟梁和四台遗址是以素面大口筒形罐、小平底弧腹筒形罐为代表的四台文化,距今7740—7650年。两支考古学文化面貌独特,与周边发现的同时期考古学文化内涵明显不同,为我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期考古学文化研究增添了新的元素。     

辽宁西丰县河边遗址发掘简报

河边遗址位于西丰县房木镇河边村河边屯西约300米的崔家坟西岗梁上。2015年和2016年,辽宁大学历史学院考古学系和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考古队对河边遗址的两个地点进行了田野发掘,出土了丰富的凉泉文化遗存。发掘表明,河边遗址2015和2016年发掘的两处地点是非共时的同一遗址,或不同时期遗址范围有所不同。凉泉文化的出土遗物应具有早晚风格的变化,可划分为两个阶段,其早期的年代约在中原的春秋中晚期至战国早中期,晚期的年代大致在战国晚期至西汉初期。河边遗址的发掘丰富了对凉泉文化内涵的认识,但这些认识尚未明晰,还需日后进一步的考古工作加以补充。     

大连岗上类型积石冢与欧亚草原石板墓文化关系研究——兼谈萨满教在文化传播中的作用

通过研究夏家店上层文化与大连岗上类型积石冢和欧亚草原石板墓文化的关系,证明了岗上类型积石冢产生的变化应与石板墓文化向东南的输出有关。在相距如此之远的两种文化之间产生的交流与影响,萨满教文化在其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北京魏晋墓葬所见北方草原文化因素

北京已发现具有北方草原文化因素的墓葬十余处,年代集中于魏晋时期。通过对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的系统分析,将其所包含的文化因素分为汉文化因素、匈奴文化因素和鲜卑文化因素三类。进而通过对各墓所含文化因素的内容和数量的统计将其分为四组,四组墓葬的墓主中可能有汉晋时期迁徙塞内的鲜卑部众,也有早期加入鲜卑军事联盟的匈奴遗众。他们徙居幽州塞内长期与汉杂处,除少数人还保持着鲜卑葬俗,其余大多已接受并认同了汉地文化,仅在日常生活层面留有草原文化的印记。北京魏晋墓葬中草原文化因素的形成及特点,当与这一时期北京所处的沟通中原与草原的枢纽地位有密切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