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敦煌郡移民研究

汉武帝攘匈奴取得河西,相继设置河西四郡,作为河西四郡之一的敦煌郡,从匈奴浑邪王杀休屠王投降汉,西汉就开始向敦煌地区移民实边,最初是军队戍卒屯田移民,继之是迁徙中原贫民到敦煌,更为持续的是将犯罪的高官和文士迁徙到敦煌,实现了从贫民移民到文化移民的转变,奠定了敦煌文化发展的基础.     

唐五代敦煌的泥匠与百姓的日常生活

现有敦煌文书记录表明:使用砖墼、泥沙材料进行的诸项建造、维护工作属于敦煌泥匠的业务范围,具体有垒墙、上泥、铺设暖堂、盘炕、盘灶、盘壁炉、造地炉及甃垒等多项活计.泥匠是建造工匠,灰匠、塑匠是装饰工匠.敦煌民众对泥匠、灰匠、塑匠的执业界限非常清晰,在支出记录中分别以上泥、上赤白、上沙麻加以区分.泥匠职业有泥匠都料、泥匠博士、泥匠、上泥小工等几个级别的技术分工,不同的施工内容,使用的工匠的技术级别不同.透过泥匠的工作时间,展现出敦煌百姓以立春、寒食及九月为时间节点的"居"生活风貌.有赖敦煌文献的详细记录,此前传世文献所缺载的唐代地仗工艺、造墼工艺、垒舍工艺等一系列泥作与装饰工序都形象而具体地复原出来.     

敦煌石室《晋史》写本乃孙盛《晋阳秋》考

敦煌石室《晋史》写本记录东晋太兴二年二月至六月间事,属编年体,其文献归属迄今未有定论。先唐众家编年体晋史,“多用《左氏》以易旧闻”这一特点为孙盛《晋阳秋》所专有,敦煌石室《晋史》写本与其表现出惊人的一致。先唐编年体晋史记录东晋元帝朝事者有曹嘉之《晋纪》、邓粲《晋纪》、孙盛《晋阳秋》、刘谦之《晋纪》四家。敦煌石室《晋史》写本和孙盛《晋阳秋》为追求叙事的完整性而打破年月限制的特点完全契合。与此同时,敦煌石室《晋史》写本对王敦的评价和《晋阳秋》一致而与邓粲《晋纪》相左又为追寻写本的归属指明了方向。上述证据表明,敦煌石室《晋史》写本当钞录自孙盛《晋阳秋》。     

“非遗”传承人权利保障机制地方法制评述:兼论“非遗法”的反思与完善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非遗法")颁布实施以后,我国已就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传承人权利保障相关问题进行地方法制实践。这些地方立法不仅保留了"非遗法"相关规定之精华,同时亦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创新。这些地方法制的做法不仅具有正当性,还具有诸多亮点和启示。为缓解非遗领域不同位阶法律适用冲突以及平衡、协调非遗传承人权利与义务之间关系,"非遗法"应就非遗传承人权利保障机制等问题进行规定,以最终实现非遗法律体系形式功能与实质功能的统一。     

谨防敦煌莫高窟遭遇破坏性旅游开发

敦煌莫高窟于1961年被列为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被列为中国首批世界文化遗产。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意味着敦煌莫高窟受到了中国法律最为严格的保护;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意味着"竭尽全力"保护敦煌莫高窟,是中国政府对国际社会的承诺。敦煌莫高窟保护的历史本身,就已经是极其珍贵的文化遗产了。今天的莫高窟,已经是全球文化遗产保护的典范;     

谦谦风范——李衎《修篁树石图》赏鉴

<正>元代,画竹之盛为前代所无,画竹风格也五彩纷呈,但画竹的大类中也有许多细微的讲究。比如有专画双勾竹,青绿设色,细笔渲染;也有专画水墨竹,"大笔儒染何淋漓",是写意墨戏的风度。李衎(1244~1320年)则为水墨竹之泰斗,挥洒自如,风度翩翩,足以让后人叹服。李衎,字仲宾,号息斋道人,燕(今北京)人,早年在太常寺充当小吏,后累官至集贤大学士、荣禄大夫,晚年以疾辞官告归,定居扬州,死后封为"蓟     

云间往哲 南京博物院藏徐璋《松江邦彦画像册》特展综述

2014年12月,南京博物院历代绘画陈列馆推出新的专题陈列展览:"云间往哲——南京博物院藏徐璋《松江邦彦画像册》特展"。此展览是继1937年7月于江湾上海市博物馆举办的"上海文献展览会"展览后又一次推出的重要的专题展览,将原藏于上海松江博物馆的徐璋《松江邦彦画像册》一齐集中展示出来,     

追寻一幅画背后的故事

在遵义会议纪念馆的苏维埃银行旧址陈列室中,挂着一幅国画,画的是1935年初红军长征到遵义时,中华苏维埃银行行长毛泽民与我祖父刘伯庄亲切交谈的情景。这幅画对我们这些伯庄公的子孙以巨大的鼓舞。为了追寻这幅画背后的故事,寻找权威的记录,多年来我四处寻觅,终于有了较大的收获。首先在《中共遵义市历史大事记》中看到了有关记载,该书第6页上叙述了     

敦煌石窟最早观音经变考

观音菩萨,因《妙法莲华经》的流传而深入人心,北凉时《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从《法华经》中被抽出来别行,成为《观音经》.敦煌石窟中保存有大量依据《普门品》或《观音经》绘制的经变画,莫高窟第217窟东壁的经变画就是其一.文章首先对此铺经变画的内容进行考释,认为其是目前敦煌石窟中最早的观音经变.     

法国学者对敦煌术数和天文历法文献研究的贡献

当年伯希和在藏经洞拣选敦煌文献时,曾突出三条标准:西域文字、有纪年和不见传世文献,故而术数与天文历法均在其视域.后来法国几代学人在这两个领域辛勤工作,屡有创获,成绩斐然.法国汉学家们十分刻苦,学风谨严.他们常常从社会学角度解读相关文献;同时具有国际视野,亦不时将所研究的问题与国际上的相似问题进行比较,值得借鉴.近二十多年来,中国年轻一代学者异军突起,在术数研究领域硕果累累,与法国学者的工作堪称“薪火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