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时而变——莫高窟隋代菩萨像通身式璎珞造型研究

莫高窟北朝时期菩萨璎珞是典型的西域造型,至隋代,菩萨像上开始出现与北朝西域璎珞有显著差异的上下一体、装饰通身的璎珞。莫高窟隋代菩萨这种“通身式”璎珞在造型和材质上既融合了中西方多元文化因素,又表现出鲜明的地域特色,在隋代大一统的时代背景下应时而变,开启了本土化的演变历程。     

“闽本”非“劣本”辨

我国出版传播史上,闽本与蜀本、浙本号称“三大版本”,它们的地位、影响不相上下。但自宋代以来,闽本的形象在文人心中并不好,成为“劣本”的代名词。不过追溯历史文献发现,宋人对闽本评价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并不是只有一种声音。应该更客观、公正与平衡地看待闽本图书。     

经史之间：蒙文通的素王革命论

民国时期社会政治的改变及经学的史学化重新激起了有关今文经学义理的探讨。蒙文通受廖平思想的影响,由早期今古文经学的探究上溯周秦学术,继而梳理周秦思想脉络,并在民国政治革命的影响下,提炼出孔孟儒学的内在精神,即与今文经学密切相关的素王革命论。对素王革命论的论述表明,蒙文通意图通过史学研究超越晚清的今文经学,探究周秦两汉之学的真谛。蒙文通以现代史学的方式重估经学,是经学的史学化,其中的现代性毋庸置疑。     

多重视角下的中国古代史学史研究

考察中国古代史学史,必须要有大历史视角。这种大历史视角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表现：一是政治史视角,具体考察王朝更替与以史为鉴、王朝建立与神意史观、政治危机与以史资政、国家统一与大一统观之间的关联,揭示史学与王朝政治的联动关系;二是四部学视角,虽然中国古代学术存在着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但四部之间是相互包含、相互影响的,经子集在史学思想、历史编纂以及史料采撰等方面都对古代中国史学有着重要的影响,必须考察经子集与史之间的密切关系;三是多民族视角,古代中国的历史是多民族的历史,古代中国的史学是多民族的史学,古代中国的史学史也应该是多民族的史学史,构建“完整”的中国史学史是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四是中西比较视角,主要从学术地位、编纂特点、记述范围、求真理念、功用认识和学科特点诸方面,具体考察古代中西史学存在的差异,进而揭示中国古代史学史的民族特点。     

北宋初期佛教融摄道教初探——以赣州慈云寺塔所出《行瘟使者皈佛图》为例

佛教与道教的相互文化交流向来一直备受研究者关注,但由于文献缺乏的缘故,北宋初期佛教对道教文化的融摄问题却罕有研究。2004年江西赣州慈云寺塔所出的五代宋初绘本《行瘟使者皈佛图》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重要图像资料。通过对此图中“五方行瘟使者”的源流及其与梵僧灵严大圣关系的分析发现,北宋初期的佛教依然在积极融摄道教知识,并且将道教神祇(行瘟使者)佛教化,但此一融摄过程却并非显而易见,而是通过满足民众需求与对民俗知识的继承来隐晦体现出来的。     

《论十大关系》的方法论贡献、理论价值与时代意蕴

《论十大关系》基于矛盾分析方法,从十个方面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解析。毛泽东在分析问题过程中运用了调查研究法、统筹全局法、群众路线法和批判思维方法,对社会发展中面临的各种问题进行了透彻分析,既有方法论贡献又有理论贡献,成为社会主义道路初步探索的指路明灯。《论十大关系》基于中国实际破除苏联模式,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求真务实精神,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态度与责任担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会在解决矛盾中不断产生新矛盾,需要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谈中国事和解中国题,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     

敦煌汉简与简牍学的产生及新发展

敦煌汉简出土时间早、数量庞大,直接促成了近代简牍学的产生。其内容包罗万象、语言文字资料丰富,又为二十世纪简牍学的发展提供了资料支撑。进入新世纪后,在“融通汉唐”的史学潮流中,作为连接简牍学、敦煌学桥梁的敦煌汉简,将成为简牍学甚至整个出土文献学研究思路、方法创新的突破口,值得重视。     

简述坭兴陶的历史、特色、创新及当今发展的不足

坭兴陶是我国四大名陶之一,自清咸丰年间兴盛发展至今,百年间荣誉满载.坭兴陶陶器泥质优越细腻、色彩自然呈现、雕刻精美生动,造型丰富多彩,极具自身特色.新时代下,坭兴陶在传承技艺蓬勃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提升审美、建立文化形象等许多新的挑战.     

李平书与觉罗崇恩《墨皇》第二本

在觉罗崇恩所藏各本《集王圣教序》中,《墨皇》本以其28页长跋而受到广泛关注。文章聚焦《墨皇》第二本（南堂本）,梳理其递藏关系,并通过对《墨皇》第二本藏家及出版者李平书的研究,讨论晚清民国时期文人藏家对于《墨皇》本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