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汉简与简牍学的产生及新发展

敦煌汉简出土时间早、数量庞大,直接促成了近代简牍学的产生。其内容包罗万象、语言文字资料丰富,又为二十世纪简牍学的发展提供了资料支撑。进入新世纪后,在“融通汉唐”的史学潮流中,作为连接简牍学、敦煌学桥梁的敦煌汉简,将成为简牍学甚至整个出土文献学研究思路、方法创新的突破口,值得重视。     

古代官府下行文书“谕”之功用及体式探讨

“谕”在春秋时期就被用作传达天子命令的下行文书之一,此后各朝都有使用,明清两朝是谕文的兴盛时期,并一直被沿用到民国时期。其功用主要为传达上级对下级的通知、命令、训诫和指示等。但谕的功用和体式在不同朝代而有所差异,因此本文结合汉至清留存的谕文实物,对各朝谕文的功用、体式等进行全面细致的梳理和研究,以期清楚地总结其功用和体式,探寻其演变的内在规律。     

试论唐代敦煌金刚经信仰世俗化的发展——以讲经文、灵验记为中心

<金刚经>信仰在中国由来已久,自五世纪鸠摩罗什在中土翻译以后,该经的思想便深深地影响着中国.本文将以敦煌莫高窟为区域范围探讨<金刚经>信仰世俗化的过程.敦煌莫高窟有关<金刚经>的部分,除了大量的写经外,尚有十七铺金刚经变、<金刚般若波罗密经讲经文>及<持诵金刚经灵验功德记>,本文则以<金刚般若波罗密经讲经文>及<持诵金刚经灵验功德记>为讨论重心.     

8至11世纪敦煌僧人从政从军——敦煌世俗佛教系列研究之七

释迦牟尼舍弃王位,专心修道传法,为后世佛教僧人作出楷模.后世僧人效之,既出离世俗,则"不干世事,不作有为"(<洛阳伽蓝记>卷2).<遗教经>云:"持净戒者……不得参预世事,通致使命."<梵网经>甚至说"不得国王地上行,不得饮国王水."至于从军征战,尤为僧戒严禁,<梵网经>说"佛子不得军中往来."     

祈佛求道、护祐诞生——以敦煌《难月》诞育愿文为中心

本文集中考察了敦煌《难月文》愿文范本为主的中古诞育方面文献,兼及密字道法符印中疗治难产等疾患的念咒吞符等方法.在唐宋之际,围绕着诞育、家庭社会会有一系列活动展开.由家庭舍财发愿、祈求妇女平安顺产,通过寺僧诵经赞像求取功德,以回向保祐母子平安,是当时社会人们处理诞育的主流形式.大略反映了唐宋之间民众在诞育方面的意愿和行为.     

纸背文书所见清乾隆时期浙江奏销册的缀合与定名

芷兰斋所藏《分门集注杜工部诗》纸背文书为清康熙、乾隆时期形成的三种公文档案,其中一种为乾隆时期浙江省漕运钱粮奏销文书,共计143叶。这些以散叶形式存在的文书大致分为四组,可以连续缀合的部分累计达138叶,约占全部文书的97%,连缀比例之高在古文书散叶缀合整理中非常罕见。该种文书的造报主体为浙江省督理粮储漕务道,其中的钱粮征收年度是乾隆六年,钱粮起运年度是乾隆七年,造报年度是乾隆八年,具体造报月份则是该年的五月。文书的性质属于户部漕运类漕白征收子目类的“本折收支(支销)题销册”,具体定名应为《户部项下乾隆七年起运六年分见征漕白正赋存留本折支销钱粮题销文册》。该种文册作为新发现的一手资料,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清代浙江乾隆时期漕白征收类奏销册偏少的缺憾,也为追寻清代内阁大库黄册档案文献流失过程揭示了新方向。     

应时而变——莫高窟隋代菩萨像通身式璎珞造型研究

莫高窟北朝时期菩萨璎珞是典型的西域造型,至隋代,菩萨像上开始出现与北朝西域璎珞有显著差异的上下一体、装饰通身的璎珞。莫高窟隋代菩萨这种“通身式”璎珞在造型和材质上既融合了中西方多元文化因素,又表现出鲜明的地域特色,在隋代大一统的时代背景下应时而变,开启了本土化的演变历程。     

日本泉屋博古馆所见先秦私文书——商青铜私文书的兴起

日本泉屋博古馆收藏并展示的我国早年流散到海外的部分先秦青铜器,是中国先秦文化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之一。商青铜私文书只是先秦私文书的一部分,并非是我国最早的私文书。“九五”期间国家重大科研课题“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某些研究成果表明,商以前就已有文书记录产生,如再加以考古出土实物印证,夏就有可能是先秦私文书的起源时期,为此,笔者将商只作为中国青铜私文书的兴起阶段。     

敦煌、吐鲁番文书所见“舍”之记载差异及其用途探微

敦煌文书与吐鲁番文书对于“舍”的记载内容存在很大差异,仅就敦煌文书而言,其在不同时期对于“舍”的记载格式也有所不同。敦煌文书与吐鲁番文书记载内容的差异,反映了两地居民在各自特殊地理条件下的居住形态及田地经营方式的不同;而敦煌文书记载格式的变化,则反映出不同政权统治下敦煌地区均田制实施情况的差别。此外,敦煌、吐鲁番文书中的“舍”具有不同的用途,明确这一区别,有助于更加深入地理解中古时期两地居民的社会生活状况。     

吐鲁番出土契约文书所见唐代房屋租赁——以65TAM40∶28号文书《唐杜定欢赁舍契》为中心

唐代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促进了房屋租赁市场的繁荣,吐鲁番出土的房屋租赁契约文书为研究唐代房屋租赁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也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65TAM40∶28号文书《唐杜定欢赁舍契》的签订时间应为唐永徽元年(650),从性质上看,它并非一件以寺院常住为主体的房屋出租契约,所出租房屋系僧练伯之私产。结合其他隋唐房屋租赁文书可知,唐代房屋租赁出现了一些新特点,例如契约参与者的变化、契约中特殊要求条款的消失、房屋租金支付更多使用银钱、悔约惩罚措施的明确化等。在此基础上,对唐代房屋租赁契约书式进行了复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