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清时期的敦煌佛教

元明清时期的敦煌佛教虽趋衰微 ,但也有所发展 ,明代对敦煌无有效管理 ,其佛教发展几为空白 ,本文主要是探讨元、清两代敦煌佛教的发展情况及特点。元清两代 ,由于统治阶级热心倡佛 ,促进了敦煌佛教的发展 ,主要表现为继续在敦煌开凿、重修洞窟。由于佛教的发展 ,吸引了大批佛教信士来敦煌礼佛、进香许愿 ,做佛教功德 ,使敦煌佛教日益渗入中下层民众的生活 ,大大加深了其世俗化程度     

在书面与口头传统之间--以敦煌本《舜子变》的口承故事性为探讨对象

“舜”为上古五帝之一,其事迹屡见于各种典籍文献之中,历代人们对于他“至孝”的美德,以及“尧舜禅让”的圣王之治亦多所称美。而这位传说中的上古帝王,在中华文化发展的历史过程中,由于儒墨学者的极力推崇,在后人的心目中,便成为道德高尚、人格完美的代表人物之一,并逐渐“定型化”为上古的“先圣先王”。     

敦煌郡在西汉经营西域中的战略定位——以敦煌简牍文献为中心

西汉政府设置敦煌郡,与其经营西域及打击匈奴的战略关系密切。西汉设置敦煌郡主要是为了经营西域与隔绝羌胡通道,以此实现压缩匈奴生存空间的战略目的。敦煌郡设置后,在西汉经营西域的过程中至少发挥着三种作用,即：物资存储与转运、驻军及将卒中转、迎送接待往来使者。敦煌郡仓库设施与水陆交通设施的建设,为物资的存储与转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物资的存储与转运又成为敦煌郡供给驻军、迎送接待等工作顺利展开的前提,而这些都巩固了西汉在西域的统治。作为汉朝西陲重要战略基地的敦煌郡,在西汉政府经略西域过程中发挥着极为关键的作用。敦煌出土汉简,尤其是悬泉汉简的记载,进一步印证了这一点。     

西汉敦煌郡长城的修筑——兼论酒泉都尉、酒泉候官的设置

汉武帝反击匈奴、拓地西北,促使长城逐步向河西地区延伸。经过研究得知:敦煌郡长城作为河西长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修筑时间应在元封三年(前108)至太初四年(前101)间。在长城修筑完成之前,敦煌郡主要依靠天田工事与酒泉候官、鱼泽都尉等屯田机构防御匈奴。至太初四年敦煌郡长城修筑完成后,西汉又开始修筑敦煌西至罗布泊的亭燧,而同年设置的酒泉都尉应负责对这段亭燧与敦煌郡长城西端进行管理。酒泉都尉应以酒泉候官为基础进行设置,而酒泉候官应是敦煌郡西北部设置最早的候官,其可考的存在时段为太初元年(前104)至神爵元年(前61)间,后至迟到五凤元年(前57)为新置的大煎都候官取代。因酒泉候官曾长期作为西汉边疆西北极,故疑扬雄所谓“西北一候”即指此也。     

敦煌壁画《五台山图》中正定古建筑相关问题刍议

敦煌莫高窟第61窟西壁的《五台山图》中绘有1000多年前河北道镇州的几处古建筑,作者据此对唐代正定城的形制、镇州衙署及其建筑遗物等进行了研究,并对现已无存的隋文帝敕建舍利塔、唐代大悲寺的位置和建筑结构等作了考证。     

论徐州西汉乐舞俑的艺术特色

徐州地区出土的西汉乐舞陶俑,其造型采用大写意手法刻画舞俑的形体、动作、表情,同武俑不仅具有艺术的共性。还有细微的个性特征,生动地表现了汉乐舞艺术的时代风格。     

五代时期的扬州城考

英藏敦煌文献S.529(V)号《诸山圣迹志》(又名《失名行记》)记载了五代时期的扬州城周里数,为研究五代时期的扬州城提供了极其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本文以敦煌文献S.529(V)号的记载为依据,利用古籍记载和考古资料,论证了五代时期扬州城存在的事实,同时利用该文献对扬州城的规模和城门数进行了探讨。     

试论莫高窟屏风画与敦煌变文的关系

莫高窟屏风画是敦煌艺术中十分重要的一部分。它兴起于盛唐,经过中唐时期的发展,到了归义军时期发展成熟。盛唐后期,变文由中原地区传入敦煌,到了归义军时期已经十分盛行。屏风画的发展过程中,与敦煌变文逐步形成了比较紧密的关系,尤其表现在创作题材方面。莫高窟屏风画由于所处石窟中的位置、采光等因素,是不太适合直接配合变文讲唱。     

宾头卢信仰及其在敦煌的流传

宾头卢信仰是晚唐五代敦煌地区流行的佛教民间信仰之一。本主要利用敦煌书,结合传世献,对宾头卢信仰的源流传播及在敦煌的流传情况作了系统论述。     

佛教研究的新收获--评湛如《敦煌佛教律仪制度研究》

本文从学界关于佛教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学术发展需要的视角出发,对湛如博士《敦煌佛教律仪制度研究》一书进行了全面的评述,认为这是一部真正堪与国际学术接轨、能够与国际学术界对话的有价值的学术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