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民族国家和谐社会的构建与民族问题的解决——评民族问题的“去政治化”与“文化化”

一种包容多元、融汇一体的族际关系,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和谐社会得以顺利构建的基本前提。族际关系的和谐首先来自于制度安排是否适合国情,其次来自于针对少数民族权利保障和特别优惠的政策、措施是否有效。尽管学术视角有所不同,但民族理论和政治学都将民族问题视为一个建构于民族利益之上的政治事项。试图将民族问题“非政治化”、“去政治化”和“文化化”显然是缘木求鱼。本文从构建多民族国家和谐社会的制度与政策层面入手,分别研究了多民族国家处理国内民族问题的制度架构和政策路径,同时对一些学者关于“民族问题‘去政治化’”的理论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对红山文化玉三孔器的再认识

本文在红山文化的特殊历史背景、宗教信仰以及文化传承的条件下,对红山文化玉三孔器的造型、纹饰、出土情况、结构等几方面进行了详细的阐述。结合已有的考古发掘报告,参考了有关的历史文献,从玉神学、玉文化的角度说明了红山文化玉三孔器使用功能为巫师通神的法器,同时对相同和不同的观点都作了分析,进一步阐明此说的合理性。     

《曹真碑》新考

曹真是曹魏名将,《曹真碑》历来为世所重。本文据故宫博物院藏《曹真碑》初拓本补正了故宫藏《曹真碑》实物的部分阙文;又据碑文否定了《三国志·魏书·曹真传》裴注中一条谓曹真本姓秦的注释;并从曹丕临终委托曹真辅政的史实入手深入分析了曹丕与曹真特殊的政治关系及其形成过程。     

整体改造和点滴改革:“问题与主义”之争再认识之二

“问题与主义”之争触及的一个时代关注的焦点,就是中国社会改造是局部解决还是整体解决这一问题。其所涉及的面相比既存研究所论述者更为宽广,当时倾向于整体或根本解决中国问题的人相当普遍,其中不少人并不那么激进,甚至还有反马克思主义者。对于相当一部分人而言,整体或局部解决两种取向未必势不两立,反可能是一种互补的关系;且“根本解决”也不一定意味着革命,而革命倒可能是走向根本改造的第一步。     

明清徽州宗族的异姓承继

婺源腴川程氏宗谱和休宁二十七都五图黄册底籍所载资料证实,明清徽州宗族的异姓承继相当普遍,绝非个别现象。同宗继子乏人是异姓承继的原因之一,保全家产为异姓承继的重要经济因素。异姓承继亦有感情问题。血缘关系是宗族组织建立的基础,宗祧承继为宗法制度的一个核心内容。明清异姓承继的普遍及有关法规的调整,表明封建宗法关系的松弛。宋代以后的宗族既有发展的趋势,也有从内部开始瓦解的倾向。     

20世纪中日俄(苏)三国关系史分期问题试论

历史研究需要进行科学分期,由于所研究的对象不同,因而分期的标准也不尽相同。20世纪中日俄(苏)三国关系史可分为7个时期。1900-1917年为两强凌-弱时期;1917-1931年为三国关系初次变化时期;1931-1945年为战争笼罩三国时期;1945-1949年为三国关系特殊时期;1949-1960年为三国关系再次变化时期;1960-1972年为敌友关系相互转变时期;1972-1991年为三国关系终趋正常时期。     

中、日与东亚共同体:从历史到现实

商朝人用作货币的子安贝与用于占卜的龟甲,相当一部分来自南洋;周人则自称“肃慎、燕、毫,吾北土也。”(P1320)证明远在商周时期,北起肃慎人居住的长白山、南至南洋群岛的东亚广大地区,就已经存在内部互动,正在逐渐结合成一个独特的世界。     

美国外交史和国际关系理论的现实主义学派

历史与理论的关系,实质上是人类的社会实践与理论的关系,因此可以说它是人类的社会性思考的一个永恒课题。战后以来,西方国际关系研究的“社会科学化”和专业分工所导致的学科“碎化”趋势愈演愈烈,弊端也日益明显。20世纪后期以来,人们逐渐意识到,对于复杂多维的国际政治现象,任何一种研究途径都有其合理性与有效性的限度,只能解决部分问题。国际关系的学科边界极为模糊,这就决定了依托不同的知识谱系,打破相关学科间的藩篱进行跨学科综合研究的重要性。以国际关系的历史研究与理论研究之关联这个基本问题为例,优秀的论著表明,理论思考可以卓越地体现在历史叙事之中,而历史实例的娴熟运用则能有力地支撑理论建构。但多年来国内这两类研究颇有一种相互隔绝甚至厚此薄彼的倾向历史家常常只摆事实不讲“道理”,认为国际关系不过是对外政策及其实践之总和,并无抽象理论可言;理论家则言“义理”而罔顾事实,视历史研究为小道,结果把理论架空。有鉴于此,本刊特约请国内几位国际关系研究者,围绕几个具体研究领域来共同探讨这一主题。讨论的目的当然并非刻意高抬传统人文主义或任何单一研究途径的价值,而只是提醒人们举凡学术研究,无不靠事实与理论相互联系共同推进。历史研究是一切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历史     

克林顿总统时期美国对华政策形成的特点--以总统、国会在对华贸易最惠国待遇问题上的争论为例

通过对克林顿时期总统与国会围绕是否给予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问题的争论的历史考察,可以发现在这一时期美国对华政策形成具有如下特点第一,从行政与立法机构之间关系的角度来看,关键时刻总统和国会两院在事关国家利益的重大问题上最终总能达成共识;第二,从行政和国会与两党之间及两党相互之间关系的角度来看,对经济问题的考虑是它们的共同点,也是美国对华政策的重点,美国对华政策中的政治利益往往通过经济手段来实现;第三,从政策实现的途径来分析,总统靠游说国会和呼吁公众支持来实现自己的政策,国会则靠立法来体现其主张,而且国会在大多时候采取主动出击的方式,而总统则在多数时候保持反应式的决策模式。     

拥有一流建筑与园林专业——格林尼治大学

格林尼治大学的背后就是格林尼治天文台,国际子午线就从校区穿过;它拥有英国最好的建筑与园林设计专业,它的校园建筑群号称英国的凡尔赛,六个各具特色的校区宛如泰晤士河畔的明珠;中国第一批留英学生严复、林永升就是在这里学习的造船与驾驶。泰晤士河,这条英国历史悠久的河目睹了两岸文明的发展和变化,也见证了格林尼治大学的成长历史。创立于1890年的格林尼治大学,其前身是建造在18世纪英国皇家军械库遗址上的英国第二所工程技术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