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兵马俑和汉阳陵遗址保存环境之比较

为了探索一种适宜的遗址文物保存方式,在四季分明,气候变化较为剧烈的西北地区的文物遗址环境区,达到最大程度保护遗址文物的目的,通过对开放式的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一号坑遗址环境的建筑结构、温度和相对湿度变化及大气颗粒物进行分析监测,并与封闭式汉阳陵博物馆外葬坑的结果进行对比研究,发现单从环境温湿度恒定、阻挡室外颗粒污染物和气态污染物的角度来讲,封闭式的汉阳陵博物馆存在明显的优势。但依然不能阻止温湿度的季节间波动和室外空气污染物渗入的威胁,同时还要预防室内污染的发生,并且出现玻璃护围内部结露,文物大面积返碱等问题,并不能很好解决文物良好保存和观展目的。所以依旧需要探索一种适宜的遗址文物保存方式,既能保持文物保存环境的温湿度的相对稳定和洁净,又能缓解全封闭玻璃护围内部结露,文物大面积返碱等问题,最大程度延长遗址文物的寿命的同时,满足观众参观的需求。本对比研究结果可为今后的设计提供参考。     

灾害、气候与政治:光绪初年吐鲁番及其周边地区的蝗灾与应对

利用新近刊布的档案史料,本文从环境史的角度考察了光绪三年至光绪六年(1877-1880),新疆东部的吐鲁番、北疆的昌吉、呼图壁、玛纳斯一带、南疆的焉耆、库车等地因干旱而引发的蝗灾,在细致地考察了本次蝗灾发生过程及受灾程度的基础上,一方面探究政府的报灾、勘灾、赈济的具体运作过程及蝗灾防治的措施,另一方面力图探究救治程序和措施所体现出来的新疆管理体系调整的具体过程。本研究表明,光绪初年吐鲁番及其周边地区的蝗灾不但与河西地区同时发生,而且与华北地区发生的旱蝗灾害也有时间上的一致性,通过树木年轮的集成分析判断,当时西北地区湿度偏低的气候背景导致了蝗灾的发生。蝗灾恰逢政治变局,左宗棠收复新疆着手进行的社会重建与蝗灾救治同时进行,蝗灾的救治程序和措施反映出光绪十年(1884)新疆建省之前地方行政管理制度"先名后实"实际调整过程。     

清代垦殖政策与陕北长城外的生态环境

陕北长城外地区位于蒙陕农牧交错带,属于典型的脆弱生境地带。清代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针对当地汉民承租蒙民土地从事农牧业生产这一环节,在不同时期制定了不同的垦殖政策,经历了封禁、招垦、禁垦、拓垦四个阶段,这既是清政府对陕北长城外地区逐步认识和开发的过程,同时也是该地区生态环境变化的过程。在政策—人—环境相互作用的关系过程中,制度、政策与权力的结合对区域环境变化的影响具有根本性的驱动作用。     

宋代功臣配享述论

功臣配享是古代帝王对有功之臣的最高酬劳,也是激励其他臣僚、引导政治舆论的重要方式。宋代在继承前代制度的基础上,形成了具有自身特点的配享之制。在配享功臣的选择上,宋代君臣本着尊崇宗庙和激励后继大臣的原则,采取了慎重的态度,并依据了较为严格的标准。功臣配享与宋代政治关系密切,它反映了当朝君臣的政治态度,是当权政治集团利益和要求的直接体现。     

关于利用历史文献信息进行环境演变研究的几点看法

针对如何更好地利用我国丰富的历史文献记录,开展历史时期环境演变研究,本文提出四点看法:从地球系统科学与全球变化研究的前沿中寻找研究的主题,在诸多不确定中寻找确定性答案,构建历史文献信息共享的环境演变研究平台,培养文理兼备的复合型人才。     

二战后匈牙利的通货膨胀与巨额纸币

特大面值的纸币往往是恶性通货膨胀,特别是大规模战争所导致的通货膨胀的产物,意味着社会经济生活的崩溃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恶化。由于其面值巨大,社会流通环境恶劣,一般流通期也十分短暂。这些特点使其成为普通收藏者和钱币学者收藏研究的热点,除了面值巨大的奇特之处外,我们更能通过它们透视那些动荡的岁月。     

“无情鸡”事件：国民革命后期劳资纠纷的实证考察

1927年初,因曲江商会一纸电函而引发解雇工人的“无情鸡”问题,由于工会、商会、国共两党等诸多势力的介入,最终演化为一场持续50余日的劳资冲突。这一事件不仅集中反映了国民革命后期广州工商两界在利益冲突中迥异的心态及行为,而且,也体现了国共两党对待劳资问题政策的差别,折射出以“阶级协调”标榜的国民党政权在社会整合中为抉择在劳资之间的“公正”立场而面临的两难境遇。从阶级斗争与“工商合行”两种理念交锋而导致以劳资合作来应对此次纠纷的事实中,亦可知中共对工人政治与阶级动员能力是有限的。     

战后初期伊瓦特的亚洲协调政策与澳亚外交经贸关系的发展

H.V.伊瓦特从1941年10月至1949年12月出任澳大利亚外务部长.战后初期澳大利亚的外交活动主要是由伊瓦特所开创的,特别是他提出的新亚洲政策--协调政策,极力主张扩展与亚洲的外交联系,积极发展经贸关系,密切关注亚洲事务,寻求在与西方相互信任和互惠基础上加强亚澳地区合作,增进相互理解.伊瓦特的新亚洲协调政策在调整、改善和发展战后澳亚关系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取得了不少积极成果,促进了澳大利亚与亚洲国家外交和经贸关系的发展,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及其以后的澳大利亚外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