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初和平统一战略及实践

在和平建国及收兵权的基础上,宋初统一战略中,和平统一的设想前所未有地突显出来,在战略中广泛实施,并在一些地方大获成功。出现了在武力威胁下不战而降的荆南模式;没有直接的军事威胁,但朝廷做出过明确的归顺要求,最终主动归顺的吴越模式;既没有任何军事威胁,朝廷甚至也没有做出明确的或暗示的归顺要求,自觉纳土的漳泉模式。宋政府英明的统一战略和高超的政治手段,为国家的统一和历史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分裂时期提供了和平统一的可行性,值得充分肯定。     

宋代功臣配享述论

功臣配享是古代帝王对有功之臣的最高酬劳,也是激励其他臣僚、引导政治舆论的重要方式。宋代在继承前代制度的基础上,形成了具有自身特点的配享之制。在配享功臣的选择上,宋代君臣本着尊崇宗庙和激励后继大臣的原则,采取了慎重的态度,并依据了较为严格的标准。功臣配享与宋代政治关系密切,它反映了当朝君臣的政治态度,是当权政治集团利益和要求的直接体现。     

古代居民肉食结构的复原

在中国,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考古遗址中出土的动物遗存,并通过这批资料探讨古代环境、人与动物关系以及人的部分行为等重大学术课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然而,由于动物考古在我国起步较晚,而且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因此发展较慢,如今这一学科与国外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比如在复原古代居民肉食结构这一问题上,我们已有的动物考古研究很少涉及这一问题,即使有部分学者尝试着去探讨这一问题,因为没有成熟的理论作指导,其所得结论也是值得商榷的。     

全球化时代中国共产党发展政治权威的路径选择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权威在全球化时代面临着各方面的挑战:主流意识形态的相对淡化,新兴阶层的出现和利益团体的分化,社会转型期矛盾冲突的加剧,社会发展后人们期望值的提高。为此中国共产党必须在意识形态、政策绩效和体制上进行创新,不断提高和发展自己的政治权威。     

論“元祐學術”與“元祐敍事”

"元祐學術"不僅體現了北宋蜀學、洛學、朔學三大學派的某些相同的經學思想,而且輻射到了文學、史學、制度等多個文化層面,是元祐黨人用來排斥"荆公新學"、廢棄熙豐新法的理論依托。紹聖以後,"元祐學術"遭致嚴厲禁錮,也成了"紹述"新黨排斥政敵的一個專門術語。南宋士大夫在反思北宋覆亡的歷史過程中,卻以一種過於偏執的認同,以及簡單的二分法和柔性敍事的手段,展開了以"元祐學術"爲判斷標準的歷史敍事;並將"元祐學術"視爲宋代進入"後三代"的重要標志,對後世産生了深遠的影響。其實,從"元祐學術"的形成與被禁,到"元祐敍事"的展開,均與朋黨之爭息息相關,典型地體現了宋代士大夫優劣雜陳、得失參半的政治文化性格。     

意大利法西斯政府与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12日的"西安事变"是历史学家公认的国共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它结束了国共之间的内战,为两党第二次合作铺平了道路,意味着中国抗日战争的开始.有关西安事变的研究,一方面可加深对1930年代苏联对中国影响的理解,同时亦可深化人们对太平洋战争后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在政治上获得成功的认知.①     

我国法定货币的名称与结构

我国人民币制度的建立,结束了近百年来货币制度混乱的历史,真正实现了货币主权的完整和统一,开创了货币稳定、经济振兴的新时期。随着我国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对外经济交流的增多,人民币的影响也日益加强,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已成为一种准硬通货,社会上也出现了一些要求改变我国法定货币名称和发钞行（央行）名称及取消分币、改变币制等声音。本文即对这类问题作一探讨。     

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的语言生活和认同结构——以问卷调查为基础的分析

为了客观反映马来西亚华人在语言和认同等领域的现状,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通过基本数据材料的分析,探讨了当今马来西亚吉隆坡、古晋、吧巴和诗巫等地的华人认同情况.在语言方面,华人子弟在小学阶段大致打好华语基础,同时保持华人认同.在日常生活中,华语和华人方言的使用占优势,但在商业和职业范围,马来语和英语的使用率有所增加.经济生活方面,华人发扬了传统的奋斗精神,贡献于国民经济的发展.政治认同方面,华人对马来西亚的认同,远远高于对中国等其它对象的认同.结果显示:华人既保持华人性而又能动地适应国民规范;华人以民族语言维持传统文化的族群社会功能,扮演着国家社会发展的重要角色,在这一过程中,华人形成了本身的"华人文化圈"并进一步孕育着华人文化的发展与创新.     

从游牧社会发现历史:清代卫拉特蒙古政治地理空间观念表象史研究

本文坚持作者长期主张的"从游牧社会发现历史"的研究路径,从表象史的角度对卫拉特蒙古在清代前期的政治地理空间观念进行探讨,从各种侧面的文献的言说缝隙中捕捉其被强势话语所遮蔽的某些微弱声音。作者认为:作为游牧民族的准噶尔人的疆域观具有自己持续强烈的思维定式,游牧社会中原始的地点漂泊不定与"非地域化"现代性不可同日而语。划定旗地在蒙古社会历史乃至整个东亚历史上具有至为深远的意义,对蒙古民族的疆域空间观念的变化具有深刻的影响。     

“舆论监督”的一件逸闻

1947年8月11日,我军取得了强攻苏北盐城的重大胜利,在残敌投降的盐城中学的土圩子里,我作为刚成立不久的新华社苏北前线支社的记者,与另一位记者陈清伦,在圩内搜集敌人的乱七八糟的宣传品和零星报纸。在当年7月29日的《中央日报》第四版头条,居然刊登了《孚中暨扬子公司破坏进出口条例财经两部奉令查明》的消息,揭露孔祥熙、宋子文的这两家公司利用政治特权,八个月内向中央银行结汇了3亿8千多万美元,占国内同期售出外汇的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