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负故事所见相人术与文景政局书写——兼论历史故事的叙述本源

中国古代史籍中存在数量可观的相人故事,故事中相人术不仅是一种用来预测命运的形法知识,更是一种与政治生活密切相关的功利知识。尽管我们尚不能断定相人故事真实与否,但它们在特定政治事件中所承担的功能却是可以被把握的。本文选取《史记》所载汉初女相师许负的相人故事为个案,详考许负故事的背景与原委,并着重讨论了其与文景政局书写的关系。许负故事产生于文景朝特定的政治语境中,并参与了文景之治的建构过程,藉由许负故事,文景政局中某些历史细节或可更为清晰地被呈现。同时,司马迁选择将许负故事收入《史记》,亦是其叙史策略之需。     

试论塞瑟尔的"新君主制"学说

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欧,法国的宫廷大臣、著名的政治思想家克劳德·得·塞瑟尔根据现实社会的变动,提出了系统的"新君主制"学说.在肯定君主制的价值时,他鼓吹"王权神授",但却着重于从人性的角度来强调君主制的优越性.在对"明君政治"的憧憬中,他界定了一些君主应当遵循的政治行为规范,特别强调君主实施仁政,建立各等级之间的"和谐"秩序,并提出了等级变动的合理性.同时,塞瑟尔主张君主让各等级代表参政议政,建立"君主咨政会议制".他还提出"有限君权"的主张,力图以教会、"正义"与国家法令来遏止君主的暴政.此外,他还要求君主灵活地进行外交,积极进行殖民扩张.塞氏的政治学说充满着"过渡时期"社会所赋予的复杂性与矛盾性,但受时代变迁的感召与人文主义的熏陶,他突破传统的藩篱,提出了适应民族国家发展与新兴资产阶级成长之需要的"新君主制"学说.他的政治理想,反映了西方政治思想从中世纪向近代转型的历史趋势.     

现代中国地方主义的政治解读

“地方主义”一词,20世纪20年代初在中国出现,其后至今被较多地使用;中外关于地方主义的阐释也颇为复杂;依据这些阐释和对“地方主义”一词的解构,结合现代中国的实际,地方主义的内涵应是地方心理观念、地方政治意识、地方政治行为及其思维和行为模式这样一个结构。关于现代中国地方主义的界定,国家的基本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应是基本标准;中央政策是一个重要标准;国家的政治传统是一个参照的方面。界定的立足点应在于：它必须出自地方,是地方的意识和行为;它的基本方面是地方对中央;它的本质是地方同中央争权夺利。     

"中国统一化论争"的历史认识

本文试图说明20世纪前半期日本对中国的政治认识及其政策的结构.笔者的历史分析可概括为三个论点"9·18"事变前后在中国东北的日中经济冲突--政治逐步升级的论说;1932年日本政府对中国政治的认识论--否定"李顿调查报告书"的理论;1937年的日本论坛"中国统一化论争"中的新认识论--日益明确的对中国认识的坚固"岩盘".     

切实加强对农民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

加强对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当前农村工作的一项紧迫而重要的任务,必须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结合新时期农村经济建设、基层组织建设、民主法制建设和解决生产生活实际困难等工作一道去做,才能取得实效.     

评近年来关于知识分子研究的几本史著

学术界近年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研究呈现三大特点：一,“体验中的理解”,利用研究主客体在血脉、情感上的亲密关系,勉力进入先辈生存的精神家园,以理解他们的所思所言所行;二,“建构中的阐释”,力求在某种独特、精致的理论建构中提出假设,表达观点完成叙述;三,“批判中的反思”,通过广义上的学术批判,对古往今来的士之论士、儒之论儒、知识分子之论知识分子的成果进行反思。此外知识分子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也值得引起关注。     

“客户政治”与20世纪90年代澳大利亚移民政策的转变北大核心CSSCI

二战后,随着国际人口迁移的加剧,对国际移民的研究备受关注。西方一些政治学者就"国家"、"政治"或"政策"在移民现象中的作用提出了"移民政策理论"。本文试图运用以"利益导向"理论为基础的"客户政治"模式对20世纪90年代澳大利亚转向紧缩的移民政策的原因进行分析。在澳大利亚移民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希望增加移民的利益集团通过参与决策进程,在大选中运用"族裔选票"等手段来影响政府决策;而倾向紧缩移民政策的广大民众却因缺乏组织性无法有效地向政府施压,从而在移民问题上建立了"客户政治"模式。但随着80年代后期移民问题的公开化,这一政治模式趋于瓦解。澳大利亚主要政党为了迎合选民需求在上台执政后开始实行紧缩的移民政策。     

徐世昌与1916年府院之争再探讨北大核心CSSCI

1916年袁世凯去世后,黎元洪、段祺瑞的矛盾因孙洪伊、徐树铮的冲突而加剧,府院几近破裂。徐世昌因其在北洋派的地位、资望和影响成为调停的核心人物。黎极力迎请徐,拟以其组阁排段,院方虽对徐无敌意,但为维护段阁而暗中阻挠。徐一面公开声明决不出山,打破府方强其组阁计划;一面运用其影响,协调府院,令政潮症结人物孙洪伊、徐树铮去职,维持段阁,政潮暂平。基于其时北洋派危机和徐的北洋意识,其调停貌似公允,实则偏段,实质是维护北洋派利益。此举虽暂缓了府院矛盾,但影响府院关系的政治和制度环境并未改变,故更大的冲突还在以后。     

五四时期杜威“政治哲学”讲演论析

五四时期,杜威在北京大学以"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为题进行的16次公开讲演,是其生平第一次关于实验主义政治哲学的系统论述。在新发现的第五、六讲英文原稿中,杜威集中阐释了"共同生活"理论。这一理论反映了杜威对于民主的独特理解,是其民主思想从《民主与教育》(1916年)发展至《公众及其问题》(1927年)的中间阶段。讲演经胡适口译后在各报登载,经比对可知,四个版本的中文记录稿与英文原稿之间存在结构性差异,包括大段的删减、明显的增添和自相矛盾的修改。胡适的翻译淡化了讲演中的"共同生活"部分,而突出了其中的方法面向,反映了胡适本人对杜威政治哲学的理解与释读。他在其中的选择与扬弃,也体现了其"研究问题"的取向对"输入学理"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