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庆历新政”到“王安石变法”

当我为自己民族失去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长歌当哭时,也只能满怀伤痛、深长思之。范仲淹和王安石是北宋一前一后的两位政治改革家:范仲淹比王安石大32岁,他们所领导的"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前后相差25年;"庆历新政"于庆历三年(1043年)以范仲淹的《答手诏条陈十事》(也即《十事疏》)为标志展开,此前1年王安石登杨寘榜进士第四名;"王安石变法"于     

德国首都柏林:各类族群的集聚地

自德国统一以来,欧盟的一体化进程也在逐步推进。然而,在德国国内,一度被断言"死亡"的种族化的地域色彩却经历了一个"复活"的过程。德国的各地域人群一直都在拟制"自画像"和"他画像",而且将其越来越与公民社会运动关联起来。尤其是在政治中心的首都柏林,可以说存在一种"身份认同的游戏"。一方面,都市文化需要多样性和异域风情;另一方面,地域标识也愈来愈成为社会、政治领域内非常重要的包装宣传策略。从战略层面上来看,倾向于地域研究的政治民俗学绝对具有全新的、重大的意义。     

祁县乔家大院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与实践

山西祁县乔家大院是迄今为止中国北方现存最为完整的清代民居建筑群。自1986年作为祁县民俗博物馆馆址对外开放以来,乔家大院在文化遗产保护和文化传承发展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大院文化遗产得到有效保护与合理利用,取得良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高度评价。     

日扎山下唱响民族团结和谐曲

阳春三月,走进日扎山下的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杏儿藏族乡,河沟岸边柳丝垂绿,荒山坡上杏花斗春,硬化路上车来车往,教学楼里书声琅琅,农家院里笑语盈盈,处处呈现出经济发展、政治安定、社会和谐、民族团结的喜人景象。杏儿乡坐落在民和县南部110公里处的一座干旱偏远的大山沟里,在65.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居住着藏、汉、土三个民族,有938户、4258人,除了20%左右的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实践意蕴

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能动的反映论,所以,这种认识不是抽象的认识,而是一种现实的、历史的、具体的认识。认识的发展与事物的发展一样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特征,即认识是动态的、发展的,因此,实践不仅是人类认识发展的基础,而且也确立了人,实现了人,认识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人自身的发展具有历史的、现实的同步性。     

抗战胜利前后国民政府对日处置的基本思考述论

国民政府对日处置的基本内容包括收回失土,重新调整东亚、东南亚地缘政治结构,军事上从严管制日本,政治上使日本民主化,经济上使其不再具备侵略性,消除日本对外扩张的制度性、社会性、思想性的基础等。抗战胜利前尤其是开罗会议前后,国民政府对日处置的思考和诉求与英、美、苏的互动频繁,不仅吸收了对德、意处置的一些基本原则,也把自己的思考和诉求传达给了国际社会;抗战胜利后,虽然国民政府和社会各界对日处置的思考进一步深化,要求也更为强烈,但因冷战格局的逐渐形成和升级,其诉求中很多合理的设想都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和认可,更没有反映在后来由美国主导的旧金山对日和约之中,直接损害了中国的核心利益,也使中国失去了对战后东亚政治格局构建的支配权。     

"天高皇帝近":一个重要的中国思想史命题——雷戈《秦汉之际的政治思想与皇权主义》评介

雷戈所著《秦汉之际的政治思想与皇权主义》一书,认为从秦朝到汉初的思想史发展阶段是中国思想史上皇权主义意识形态的生成和确立时期,并将其概括为"后战国时代";采用独特的"历史-思想"研究法,从政治制度、官场规则和官吏的政治生活中,挖掘特定时期的政治思想共识,为政治思想史研究开辟了新的路径,并扩大了思想史的资料范围;认为秦汉时期生成的皇权主义秩序,把"天高皇帝远"的制度现实变为"天高皇帝近"的观念实存,实现了对人们思想的可控性,从此,思想成为皇权可以控制和规范的领域,达到了有效的思想专制。这是秦汉以降中国思想史发展的基本特征。该书在研究方法的创新和思想深度的开掘上,都做出了独到的贡献。     

三"李杜"事件与汉末政治

汉末名士群体与外戚宦官及其所代表的皇权的抗争,是汉末政治的重要内容.这期间,李固、杜乔在立桓帝问题上与梁冀的对立,李云、杜众对于桓帝封五侯外家的指责,李膺、杜密在桓、灵之际党锢事件中的表现,均具有典型意义.三"李杜"在汉末名士群体中乃至在民众间都产生了极大影响,他们的行为、气节鼓舞着当时的士大夫们立身持正,与黑暗政治作斗争.三"李杜"最终都死于非命,预示着东汉皇权与作为政治精英的名士群体的背离,从而也预示着东汉政权的崩解覆亡.同时,三"李杜"树立的道德价值理念,在名士阶层的形成中也起着重要作用.     

黎萨尔与菲律宾现代政治变革模式的形成

何塞.黎萨尔被认为是菲律宾"国家和个人生活的基石"。在有关黎萨尔的研究中,黎萨尔与菲律宾政治变革的途径,即经由"改革"还是"革命"来达致国家的独立、获取全民的"福利",是争论不休的一个关键问题。从黎萨尔的著作来看,黎萨尔倾向于经由菲律宾政治精英在殖民政府内部对现有不合理的旧制度进行一场彻底的、激进的"好改革"来实现菲律宾的独立和民主。如果这一条道路走不通,那么,"暴力革命"将是最后的手段。黎萨尔所强调的"精英化的好改革"的政治思想,经由美国殖民政府的渲染,最终构成为菲律宾现代政治变革的基本模式——旧框架内的和平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