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文化:传统政治史研究的新增长极

正毋庸置疑,在近20年的中国史研究中,传统政治史的研究,无论是内容,还是方法,抑或代表性的研究成果,都式微了,与似乎已成为显学的社会史研究相比,更是如此。不过,传统政治史研究的式微,并不是瓜熟蒂落般地在过度研究后再也没有什么新的研究领域或问题造成的,也不是因为诸如社会史等研究的兴起挤占了传统政治史的研究空间,而是诸多学者对过去政治史的研究方法、理论,甚至是研究内容感觉失去了兴趣。其实,传统中国政治史的研究既没有在自身学术发展的理路     

关于明代的政治文化建设

正文化概念纷杂不一,大多隐含将文化视为一种既存状态的倾向,包括政治文化这一概念也一样。赵轶峰先生在他的文章中引用了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Gabriel Abraham Almond)对政治文化的定义,阿氏将政治文化看做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制度、信仰和感情,并认为这种政治文化是在本民族的历史和当下的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中形成的。这样的概念强调政治文化作为一个既存事实的存在,强调文化自然形成以及传承的特点,容易让人们忽视政治文化形成     

民族地区新社会阶层政治参与状况考察——以青海为个案

考察民族地区新社会阶层政治参与状况,把握其特殊性,对更好地引导民族地区新社会阶层有序政治参与,发挥其在民族地区民主政治建设中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本课题组以青海为个案,从政治参与态度、政治参与基本认知、政治参与行为、政治参与特性表现等方面,对青海新社会阶层政治参与状况进行了考察,初步获得了青海新社会阶层政治参与状况的基本认知,并从政治参与的直接动因、政治参与的主体、政治参与的行为等方面分析了特性表现。     

拉美史学中的新文化史转向

正本文介绍的是美国和拉美国家的拉美史学者对拉美新文化史的贡献。20世纪六七十年代,拉美史学界的主流观点有两大类,一是由年鉴学派派生出来的各种观点,二是马克思主义各流派的观点。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拉美史学观点发生了新的转向,其中之一是新文化史的出现。关于新文化史,拉美学者并没有给出明确的一致的定义,但对新文化史的特征,拉美史学者却有明确的描述。如埃里克·范·杨在《新文化史来到古老的墨西哥》一文中提到,新文化史的主要特征是:注重心态研     

从唯物史观看方志的政治意识——兼论通志编纂中的阶级分析方法

唯物史观是“唯一的科学的历史观”。作为史学研究的一个分支,方志学研究无疑要以其为重要指南,志书编纂同样如此,这是方志最重要的政治意识。唯物史观的传统基石和当代视野既是地方志事业发展的前提和原则,又为志书编纂确立了基准和边限,而通志编纂中所要关注的几个着力点,则是唯物史观指导下方志政治意识的具体表现。     

新方志政治部类因创简析——兼述《南京市志》探索偶得

政治部类记述的优劣是评判一部志书质量高下的标杆之一,部分已出版首轮志书存在政治部类刻板雷同、千志一面之弊。第二轮志书在遵从固有体例规范的基础上,重点在资料搜集整理、总体框架布局、篇目设计编排、把握记述尺度这四个环节拓宽思路,求真创新,着力彰显志书政治部类的文献特色、系统特色、地方特色、时代特色,以期在保持庄重、严谨风格的同时,展示不同地区志书政治部类的特色面貌,使之充满个性,充满魅力。     

1946年的宪政方案

1946年的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宪政史上极其重要的一幕。在国内外各种因素的促成下,包括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青年党在内的国内各派政治力量进行政治协商,达成了宪政共识,为中国设计了一套宪政制度。即：改组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在中国通过一部民主的宪法,建立一个两院国会制、责任内阁制和省自治制度的宪政国家。本文对此进行一个大致的勾勒。     

旅苏华人遭受政治迫害史实

“我给大家讲个故事吧,”在莫斯科国际《纪念》协会简陋的会议室里,谈兴正浓的罗津斯基教授说,“当年滨海边疆区有个官迷心窍的家伙——叫什么名字我一时想不起来了——为了往上爬,昧着良心把两千多名中国人打成日本间谍。间谍罪就是死罪。     

对中国改革历史的思考

中国历史上只有两次重大的政治管理制度的变革,一次是秦始皇变革,他确立了绝对的中央集权体制,另一次是辛亥革命,目标是推翻秦始皇的集权制,代之以分权与权力制衡的宪政体制。由于辛亥革命按照西方模式的改革没有取得成功,此后中国政治改革的基本主题便是对秦始皇确立的体制进行修补。修补和改革是对危机作出的回应,危机从未间断,改革因此也从未停止。     

编读窗

我是《炎黄春秋》的忠实读者,这次看到2014年第1期的《“毛主义”对现实政治的影响》一文,觉得作者写得很棒!看文风,我原以为是西方记者所写,客观、理智、公正,结果是我们自己的记者所写,佩服!不过有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就是第61页出现的“根红苗正”这个词,我过去也常常这么写,甚至在自己出版的一本书《我的同龄人》中也这么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