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深圳特区的政改方案

最近,我接到香港朋友送来的1988年12月7日《明报》,里面刊登了一条新闻,引题是"最新尝试一国三制",正题是"深圳拟成立立法委员会制定法规地位仅次宪法"。(见本页图)此文勾起我的回忆。我是1983年从央行招聘到深圳做律师的,1985年任深圳司法局副局长。在那如火如荼激情燃烧的岁月,我们以杀出一条血路的改革精神,在全国第一个把法律顾问处改为律师事务所;创建了第一个合伙律师所、第一个私人律师所;首开律师见证、兼并破产、证券上市等律师业务推向全国。当时,作为市政府的法律顾问,我曾问梁湘书记,为何深圳建市几年,不设人大?他说,马克思说,经济     

中国政改研究会的来龙去脉

1988年7月12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成立大会,宣告了自己的诞生。研究会的宗旨是"广泛联络从事政治体制改革研究的团体和个人,通过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与实践的研究,为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服务"。它虽然自我定性为"全国性的群众学术团体",但由于政治体制改革这个主题的特殊敏感     

黄遵宪的法律思想及其历史地位

<正>清代中国逐渐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危亡,惊醒了一批有识之士,他们开始认真探索中国的出路,具有强烈政治改革意识的黄遵宪就是其中一位。黄遵宪不仅在外交、教育和诗歌改革方面有所成就,而且在法治建设领域也多有建树,其"因民之所欲而为之"的立法思想,至今仍具有重要意义:他的批判封建主义和君主立宪、以法治国的主张,以及积极引进西方警察制度、改莠为良的刑狱思想等,     

王安石与王雱:推进“变法”的父子兵

王安石在《伤仲永》一文中,讲述了一个5岁便可指物作诗的神童方仲永的故事。巧合的是,王安石自己也恰有一个聪明绝世、堪称神童的儿子,他叫王雱。王雱,字元泽,生于1044年,即宋仁宗庆历四年。这一年,无论是对于北宋当局,还是对于那些忧国忧民的士大夫们,都是一个重要而特别的年份。这一年,宋与西夏达成和议,边境出现暂时的和平局面;这一年,"庆历     

“清末新政”与满汉关系变化

1901年,清政府发布上谕,宣布实行新政。由此到1911年清王朝灭亡,我们称其为"清末新政时期"。在这10年中,晚清政府进行了一场较之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更为全面、更为深层次的改革运动。"清末新政"作为20世纪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的社会改革运动在中国的早期现代化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同时这次改革运动也给满汉两民族进一步融合提供了巨大的契机。满族入关以后,为保证其政治上的统治地位,一直推行"首崇满洲"和贬抑汉族的政策。满族在政治、经济、民事、司法各方面均享     

鹿传霖:贤臣的黄昏

鹿传霖一心为国,任劳任怨,但他缺乏长远的政治眼光和高超的政治智慧,无法做到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1902年一个夏日的傍晚,英国著名传教士李提摩太刚刚结束与清廷重臣荣禄的会谈。临别时,荣问道:"汝是否愿意见见鹿传霖?"李提摩太虽然对荣禄的建议兴趣不大,但碍于情面,李还是答应跟鹿见面。荣马上替其安排妥当。次日下午,李提摩太如约见到了他印象中的这位"上了年纪的固执的绅士"。然而令     

王立军的“改革”为何水土不服

近日,重庆市前公安局长王立军工作中的问题成为诸多媒体报道的热点。其中,王立军推动的警务改革一直备受全国瞩目。随着他的锒铛入狱,其推行的多项改革措施也都被叫停。王立军的所谓改革并不仅仅是因为其犯罪而被推翻。在其之前工作过的东北地区,他的“改革”在他去重庆后也被叫停。由此可见,在我国的警务实践中,王立军的“改革”确实水土不服。     

家宝10年

第一届任期相对平稳,经济高速增长,社会保持稳定：第二届任期内,各种深层次问题不断出现,改革进程日显艰难     

经济学家杨小凯

9年前的7月7日,著稆华裔经济学家杨小凯教授哨然离开人世。他35岁攻读研究生,55岁谢世,虽然学术生涯只有20年,但却不枉此生。他的《专业化和经济组织》一书被权威杂志书评称为“盖世杰作”。就全球华人经济学家而言,对中国的政治变迁和经济改革有切身体验和真知灼见者是少数。能对现代经济学作出理论性贡献或挑战现有理论体系者是极少数。同时具备这两者的学者更是凤毛麟角,而杨小凯就是这样一个人。     

钓鱼式的财政专项资金

在一个寻租、失信较为普遍的市场,拉长资金使用链卷入各方利益群体,无法做到有效监管的财政使用方法,是改革滞后、利益掣肘的一大陋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