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元明清时期的西南少数民族土司土官制度与改土归流

羁縻职官制度既是我国少数民族传统职官制度的主要形式,也是以皇权统治为核心的封建王朝实行的基本民族政策。元明清时期的西南少数民族土司土官制度是诸朝历代羁縻职官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和集大成。土司土官制度既是皇权统治下二元结构的职官制度,也是最终将少数民族纳入统一职官制度管理的一种过渡和准备。土司土官制度始于元代,盛行于明代,衰落于清代,其残余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土司土官制度的兴衰始终与改土归流活动联系在一起。     

改土归流的进步性

清雍正朝,清政府在南方少数民族地区行改土归流,基本上废除了土司制度,改土归流不仅在政治上废除了土司的世袭统治,加强了中央王朝在南方民族地区的统治;在经济上取消了领主制剥削,增加了经济收入,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少数民族人民的生活状况,具有历史的进步性。在土司统治时期,土司对属下的百姓在政治上残暴淫虐、严刑酷法,广大少数民族处于土司的残酷摧残和压迫之下,被视如牛马,任其宰割;经济上土司横征暴敛,各种经济剥削和超经济剥削非常沉重,给少数民族带来极大的痛苦,人民生活于赤贫之中。     

方显与“开辟苗疆”

清代雍正年间,鄂尔泰在贵州推行"改土归流"政策。在这场关系贵州前途与"苗疆"广大民众命运的大事中,镇远知府方显高瞻远瞩,力主"先抚后剿",反对滥杀无辜,从而避免了更多的杀戮。方显在"开避苗疆"中,以消弭民族矛盾、增进汉、苗和解为己任,从而为黔东南的改革开放铺平了道路。     

“改土归流”对土家族音乐活动的影响研究

清朝中叶,雍王朝对土家族分布地区实行了改土归流政策,将原本奴隶土司领主管理的土家族区域的土地改革成为了相应的封建社会地主阶级的经济体制。由于改土归流政策的积极实施,导致土家族土司垄断的文化格局被打破,土家族的各项音乐活动发展都进入了春天。随着改土归流后的儒家等汉学文化的不断深入渗透到土家族内部,土家族音乐也在积极吸收着汉文化中音乐元素,在音乐形式上出现了哭嫁歌、竹枝歌等诸多新颖的类型。在此期间,土家族的戏曲音乐和各项音乐文化也都得到了空前发展。本文从多个方面对"改土归流"后的土家族音乐活动做出如下研究,仅供参考。     

雍正时期改土归流对西南疆域观念的影响

清代雍正时期西南地区的改土归流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变革。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对清代经略西南有着极其深刻的影响,不仅加强了对西南地区的控制,更重要的是促进了西南边疆意识的产生。     

史志记述历史人物漫议——以明将陈璘事迹为例

2002年12月8日的《羊城晚报》以很大版面报道了《陈璘后裔翁源祭祖宗》的消息,报道称陈璘为明朝援朝抗倭英雄,此次翁源祭祖的是陈璘在韩国的一支后裔。陈璘,明朝将领,原籍翁源县,落籍东安县(今云浮市云安县)。《明史》有传,翁源、东安旧县志及肇庆、韶州市志、翁源、云浮县志等新志亦均有传。不同于新、旧志中同有所载的某些古代人物的照抄照转,各志所载陈璘事迹与《明史》有不同,各志之间也有出入,且褒贬殊异。     

清末川边改土归流时期赵尔丰盐业改革措施及其意义

清末,清政府积极推进川边改土归流,在对盐井进行改土归流过程中,赵尔丰对当地盐业管理制度的改革成为当地盐业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先后经"腊翁寺事件"、官盐局的设立、商盐局的成立等重要阶段,各项盐业制度改革的重要举措得以推行。盐业实行制度化的运作方式,使得盐税的征收增加了边务经费,同时为川边改土归流的推行和边疆稳定奠定了基础,进一步有效打通了同中印边境察隅等地的联系,维护了国家领土安全,促进了边疆稳定。     

明朝盐课提举司的地方运作与制度变迁——以云南五井盐课提举司为例

明朝云南五井盐课提举司作为滇西北的最高盐务管理机构，其职权一度超出盐务范畴，深入到井地的民政、司法、文教等领域。嘉靖年间五井盐课提举司治所迁入云龙州，与云龙州治分驻于澜沧江东岸雒马井和西岸旧州。改土归流后，云龙知州接手了盐课提举的行政、司法和社会管控等“附加职能”,弱化了盐官对地方政务的影响。“盐官”终被州官完全取代，盐务与政务合于知州一人，云龙州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州司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