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在改土归流地区实行的保甲制度

在南方土司地区进行大规模的改土归流,是清朝进行的一项重要社会改革。清朝施治较重视法治。在规划改土归流时,统治者提出在改土归流地区将推行保甲制度。清朝在在改流地区实行保甲制度,经历了因地制宜、不断探索的过程。雍正朝在改土归流地区实行保甲制度,大致分为针对外来移民、本地民族的两种类型。乾隆朝更为深入地推行保甲制度,形成团练与保甲并行,以及任命土目、寨长管理基层的制度。在云南澜沧江以南的地区,大体保留了土司制度。     

改土归流与土官儒化——以明清云龙盐井社会为例

在西南边地的广阔空间中,土酋政权逐渐整合入王朝版图的过程极为漫长、复杂,每一个小地方、小事件都是“改土归流”这一宏大政治过程的重要元素。云龙州的改土归流正是这一历史过程的缩影。本文以土官杨氏和武官赵氏两个大姓家族为例,以家族墓碑为核心史料,从当时当地的人物立场出发,厘清云龙盐井社会的文化变迁过程,进而剖析边疆地区在文化观念与意识形态上逐渐内地化的转变。云龙土官的儒化历程,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边地社会的文化发展进程。从云龙州数百年的儒化进程中,可以看出“改土归流”并非只是朝夕之间的制度嬗变,而是历经铺陈、过渡和完善的长时段文化濡染。     

略论满清政府严禁西南人口贩卖政策之流变——以“改土归流”前后的贵州为例

雍正年闾,清政府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推行改土归流政策的前后,针对长期以来人口贩卖给西南地区造成的巨大动荡,清廷辅之实施了一项严禁人口贩卖的政策,希图达到“以靖地方”,进一步巩固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统治的目的。清朝政府在西南贵州严禁人口贩卖政策中的最终流变,除了在改土归流中时间过长、俘虏众多、军饷缺乏、军纪败坏、流官贪婪成性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外,还与它继续保留历代封建剥削阶级养奴的恶习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满清政府最终成为人口贩卖的主犯,恶化了与当地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导致民族冲突不断升级。     

明清时期贵州“亲辖地”的设置与知府行政职能的扩大

明清时期,王朝在开拓西南边疆,实施改土归流的过程中,在贵州设置知府的“亲辖地”,有效地弱化了土司的权力。本文拟考察明清时期贵州“亲辖地”的设置与演变,探讨由“亲辖地”引发的贵州知府行政职能的扩大。并藉此探讨明清王朝的国家权力在西南边疆地区的渗透过程。     

沙龙四人谈:回眸千载沧桑路

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贵州,自明代建省至今已有整整600年,而关于它的历史,却可以追溯到更为久远的时代。犹太学者亚伯拉罕·赫切说过:"我们是一个记忆永存的民族,一个忘记过去就无法认知现在的民族。"对于我们中华民族而言,亦是同理,故大儒章太炎先生将历史称为"要学",他说:"不读史书,则无从爱其国家。"温故知新,才能继往开来,古今中外皆如是。在贵州建省600年之际,我们重温贵州的沧桑历史,重拾最值得记忆的人与事,是为纪念先贤,亦为更好地前行!     

从土官到缙绅:高其倬在云南的和平改土归流

改土归流是土司制度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中央王朝采取的必然措施 ,但清雍正朝以前 ,被改流的多是对抗中央王朝或已造成割据威胁的土司 ,改流浪潮始终未波及那些认同和支持中央王朝统治、汉文化程度较高的土司。随着封建中央集权统治的发展及土司制的没落 ,对这些土司的改流成为必然。雍正初年的云贵总督高其倬抓住时机 ,采取适当措施 ,用和平的方式完成对云南汉化土司改流的历史重任 ,并将其妥善安置 ,使之转变成为封建地主阶级中的一员 ,促成了边疆民族土官到封建缙绅的历史转变 ,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明代广西设土设流之论争

明代,在广西实施改土归流的进程中,朝廷内外、朝野上下围绕着设土与设流问题,曾有过激烈的论争,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改土归流的进程及其绩效。     

方显与“开辟苗疆”

清代雍正年间,鄂尔泰在贵州推行"改土归流"政策。在这场关系贵州前途与"苗疆"广大民众命运的大事中,镇远知府方显高瞻远瞩,力主"先抚后剿",反对滥杀无辜,从而避免了更多的杀戮。方显在"开避苗疆"中,以消弭民族矛盾、增进汉、苗和解为己任,从而为黔东南的改革开放铺平了道路。     

雍正时期改土归流对西南疆域观念的影响

清代雍正时期西南地区的改土归流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变革。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对清代经略西南有着极其深刻的影响,不仅加强了对西南地区的控制,更重要的是促进了西南边疆意识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