挣工分的那些日子

大约从1958年开始,中国广大农村进入了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实行生产队集体制,大家一起劳动,靠“工分”量度劳动量的多寡,分配一年辛辛苦苦得来的劳动成果.“工分”在当年的重要程度,犹如社员的命根.因为平时生活要向生产队借粮,年终再按工分分粮食还给生产队.     

《日本投降预定占领计划》两则解读：受降权分割与敌情判断

日本战败投降前夕,盟国政府、军方频繁酝酿磋商处置日本方案,文件《军令部制订日本投降预定占领计划》是此一过程的重要记录。文件拟定中国战区受降权的预想,由于战局急剧变化,这个预想与后来盟军最高统帅部《第1号命令》关于受降权分割有几处差异。该文件对日军投降前夕兵力态势的判断有若干错误,与中国战区对各个战场关注度不同有关.     

数字

近日,中国烹饪协会会长苏秋成发布的《2014中国餐饮产业发展报告》显示,2013年全国餐饮收入创下二十多年以来的最差成绩单,其中受挫最严重的当属高档餐饮,出现了近10年来的首次负增长。在去年,中国一线城市高档定位的酒店、会所崩溃面积达到4成以上。     

2005年：民生西藏

2005年在西藏历史上是一个不平凡的年份： ■西藏迎来了自治区成立40周年的盛大节日; ■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高度重测,举世瞩目; ■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青藏铁路顺利铺轨到拉萨,创造了世界铁路史上的奇迹; ■西藏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50．4亿元,经济增速连续5年超过12％,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达12亿元,西藏经济总量迈上了新的台阶……[编者按]     

对青海农牧民增收问题的几点思考

增加农牧民收入是当前青海省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本在对青海农牧民收入的特点、制约因素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对增加青海省农牧民收入的主要途径进行了探讨。     

直奉战争之后的北京政治——段祺瑞临时执政府对北洋体系的整合

第二次直奉战争之后,韬光养晦的段祺瑞应时而出.担任"临时执政"之初,段企图通过召开善后会议,联络各方实力派,推进"和平统一",并利用军阀之间形成的暂时均势,从内部对北洋体系作一番整合.其间经历了不同政治体制的艰难选择,以及各派政治势力之间"务求燕雀均衡"的权力分配.然而,由于段政府缺乏军政实力,没能形成为南北新旧各方认同并拥戴的权势中心,其整合北洋的努力未著成效.这一政治结局,使中国丧失了和平统一的最后机会,预示着中国政治问题的根本解决将转而经由北洋体制之外的途径,同时也预示了北洋体系最终崩殂的历史命运.     

二轮修志应凸显社会变革的主线——以《东台市志》的续修实践为例

续修《东台市志》上限1988年,下限2005年,这段时间正处于社会变革的关键期,变革引发的巨变在东台是史无前例的。以上下限作比较,全市由传统农业社会进入中期工业化社会。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赶上中等收入国家2000美元水平,城乡居民存款从3亿元增至114亿元,工业总产值从3．45亿元增至73．57亿元,农业总产值从8．15亿元增至92．9亿元,市区从12平方公里扩至26．02平方公里.     

见证新疆农村“大包干”

1980年初,我应新疆于田县委书记卢凤章的邀请,从和田报社调到于田县做农村调查。不久,我便来到了一个被人遗忘的角落,城里人很少光顾的极端贫困的生产队——十月公社十大队五生产队。这个队1979年年终结算,社员每人一年的收入只有5．15元,每个劳力的收入也只有11．10元,一个劳动日值4分钱,只能买半个鸡蛋（当时一个鸡蛋是8分钱）。这是个以生产粮食为主的生产队,可自己生产的粮食只能解决口粮的一半。我和司机、翻译三人克服种种困难,在这里调查了三天,写出了《来自一个穷队的报告》。     

神明祭祀与乡村权力格局——以番禺大谷围康公崇拜为中心的讨论

明清,包括番禺县南部大谷围在内的三角洲平原的沙田区与民田区的交接地带,出现一批大族聚居的乡镇。这些乡镇的大族,一般都占有大片的沙田,依靠沙田的地租收入以及对沙田的控制,使这些乡镇的宗族发展成为一些十分强有力的大族。在这些大族中,沙湾何氏就是首屈一指的一个。然而,在1949年以前的番禺人心目中,除沙湾外,能称得上望族的还有石楼陈、员岗崔、南村邬[2]（有学者认为是大石何）并称番禺四大望族和大型乡村社区,     

我所经历的安徽农村税费改革

2005年春节前夕,内弟从长丰农村打来电话,要我们回老家过年。他在电话里兴高采烈地说,今年粮食增产,负担减轻,家家收入增多,你们回家看了一定会和我们一样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