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训廉谨刑”爱民珍碑——读明代《直指按晋训廉谨刑约言》碑

1999年8月,山西临猗县博物馆在维修临晋元代大堂工地中,发现了一通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碑刻,碑石为长方形,高71、长95、厚15厘米碑刻题名为《直指按晋训廉谨刑约言》：为楷书,从右向左,凡31行,401字,由时巡按山西监察御史李若星撰发,临晋县知县杨名显勒石。     

论康熙之《慎几微论》

清朝康熙皇帝可谓是历史上的一位具有卓越贡献的伟大人物。他凭借自己的聪明勤奋,加之大臣们的积极辅佐,逐渐形成了一套适合国家统治的独特思想体系,从而使得当时社会经济得到较快的恢复和发展,社会文化也得到重新确立和发展。     

试析中国酷刑现象——以《禁止酷刑公约》的接受和实施为视角

酷刑是一种对人身体上和精神上造成极度痛苦的行为。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酷刑行为在国内一直都存在。本文意在挖掘酷刑,量中国的表现形式,结合我国国情,为中国走向“无酷刑”的法制社会提供意见和建议。     

《宋代提点刑狱司制度研究》读后

在上世纪学者的笔下,制度史研究时常作为静态事物加以处理,每每给人一种冷冰冰的感觉。其实众所周知,制度是静态的,但在实际操作中经常会加以适时的调整,以适应变动不居的现实社会政治环境的需要。所以说制度与现实的操作并不一定是一致的,制度梳理清楚了,并不意味着将制度的实际运行阐述清楚,这在中国古代制度史研究中尤应注意。     

从非刑到常法：清代锁带杆墩源流考

清代乾嘉以后,地方政府为解决盗窃等犯罪“情重法轻”的困境,创设了锁带杆墩之法。以嘉庆朝四川总督上奏为开端,锁带杆墩逐渐摆脱了“非刑”身份,但也形成了一省一例、多有抵牾的参差局面。实践中,锁带杆墩形成了依照条例适用与权宜适用并行的局面,虽然施行之初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带来了日益严重的犯人脱逃与借机讹诈的问题。锁带杆墩同时包含了耻辱刑与自由刑双重属性,以及惩罚、限制再犯与改造的功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刑罚体系的执行方式,推动了以监禁为核心的刑罚模式的形成,预示了刑罚变迁的方向。     

解放战争前夕的英烈陈耀先事迹述略——以一位老兵的口述资料为基础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在全国上下喜迎解放战争胜利的时候,一些不为人知的英雄战士却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残忍杀害,壮烈牺牲。笔者通过对山西省汾阳县南垣寨村解放战争前夕的一位老兵访谈记录的方式获取第一手材料,以口述为基础,重现这段被淡忘的历史。     

作册封鬲铭文考释

本文对中国历史博物馆新藏作册封鬲铭文进行考释,并说明该器作者与伊簋记载的“命册尹封”为一人,两器都是周厉王时器。     

张家山汉简所反映的二十等爵制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奏谳书》中保存许多二十等爵制的资料 ,大多为传世文献所未载 ,较详细地反映爵位之等序划分与权益、拜赐与削夺、继承与转移及其与减免刑罚的关系等。二十等爵可划分为侯、卿、大夫、士四大等级 ,五大夫以下属编户民。承秦制 ,在治安事务中以斩、捕罪人的多少拜赐爵 ,生捕为上 ,失职夺爵。详细规定爵位的继承关系 :包括继承的爵级、继承人的顺序、继承的时间。有爵者享有法律特权 :凡加害于高爵的刑事责任人须加刑 ,有爵者可按一定的条件减、免、赎刑罚 ,但犯不孝等有违伦理的罪行及执法犯法、官吏监守自盗等不得以爵减免     

耐刑、徒刑关系考

秦及汉初,不仅司寇、隶臣妾、鬼薪白粲等较轻徒刑可以附加耐刑,即使城旦舂这样的重徒刑也可以附加此刑,律文中经常出现的“完城旦舂”实际就是“耐城旦舂”,学界所谓“完成旦舂”不附加任何刑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而且无论耐刑还是徒刑,均不能作为独立刑使用,二者必须互相结合,才能施加于罪犯身上。法律条文中的“耐”和“鬼薪白粲”、“隶臣妾”、“司寇”等刑名,其实是耐刑 徒刑的省略语。自汉文帝法律改革到南北朝后期,人们经常将徒刑罪称为“耐罪”,就是徒刑和耐刑必须结合的反映。     

毛逵及其《祥刑遗范》考析

现藏于祁县图书馆的清初山西平阳府推官毛逵所著《祥刑遗范》,是法律史学界迄今未曾关注利用过的法律文献孤本。《祥刑遗范》所录判牍均为毛逵在推官任内处理案件的真实纪录,较为详尽地反映了作者秉承先贤哀敬折狱的“祥刑”思想。随着康熙六年裁撤推官一职,使得该书成为研究清初推官司法职能及其价值定位的珍稀史料。该书既为了解清初山西地方社会经济、民情风俗、官场现状等提供了一个鲜活样本,又是探究清初地方司法体制及诉讼程序运行的原始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