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唐代的使职和职事官——李建墓碑墓志的启示

本文认为：在唐代,举凡没有官品的实职官位,都是使职,如史馆史宫、知制诰等。由於没有官品,使职常以“他官充某职”的方式来委任。使职的特徵,主要有三：（一）使职与掌权者之间有一种信任,有一定的“私”关系;（二）使职的权力和享有的好处,远多於类似职位的职事官,以致职事官以为使职“侵夺”了职事官原本的权益;（三）使职常不载於正...     

试论唐英与烧造瓷器章程的制定

唐英自清雍正六年奉命赴景德镇官窑烧造瓷器,乾隆初年被任命为官窑的督窑官,直至乾隆二十一年离任,先后榷陶20余年。期间他对官窑的管理进行了两次重要改革,规范了次色瓷器的管理,改变了官窑经费的取向,为制定《奏为议定烧造瓷器章程》奠定了基础。     

谈西汉的“东织染官”印

本文校正了西汉的"东织寝官"印的释文,并依据传世文献对"东织染官"的职能、地位做出新的探讨。     

编年史与晋宋官修史运作

官修史运作是一个反复编纂的过程,魏晋南北朝时期官修史发展的重要方面是运作环节的增加,这有助于保障从原始资料到官修史书的顺利转化。东晋南朝,编年史在官修史运作中影响明显增加。东晋一代有官方编纂编年体国史的惯例,例如干宝、孙盛、徐广、王韶之的编年体晋史著作。东晋末与刘宋的官修史一脉相承,将晋宋的官修史连续起来观察,可以了解编年史如何在官修史运作中发挥作用,并理解东晋初干宝针对编年体晋史的主张如何影响了后代的官修正史。     

叶家山邓监簋铭文考释——兼及周初的监官制度

本文对湖北叶家山 M107 出土的方座铜簋铭文进行了重新释读,认为铭文首字当释作“■ ”,即“邓国”之“邓”,并在此基础上对“邓监”以及周初的监官制度作了一定的讨论。     

明代漕运监兑官制初探

监兑官制的出现根源于明代漕运制度变迁过程中"兑运法"的施行,并于成化年间"改兑"后趋于定制。"监兑"即监督军民之间的漕粮交兑过程,一般由户部每年选差五名本部主事或员外郎充任,分派山东、河南、浙江、江西、湖广和南直隶六大有漕省区。总体看来,有明一代的监兑制一直在户部外差与归并地方粮道之间摇摆不定。其屡遭裁、并的根本原因,除收受贿赂、滥用职权等腐败现象外,当归因于晚明户部监兑官在监兑漕粮本职之外,增加了兼催地方钱粮逋赋的职能,以致同地方税粮征解体系间形成了一种难以调和的博弈关系。明清鼎革之后,清廷吸取明代经验教训,使监兑官完全规制于地方,而不再具有户部外差属性。     

铭文所见西汉诸侯王器物的生产机构——兼论西汉工官的设置与管理

西汉诸侯王器物的生产机构随着时代的变迁有所变化。对汉代诸侯国器物铭文中标记的生产者的分析,尤其是对江苏盱眙大云山江都王墓出土漆器上"南工官"铭记的解读可知:西汉前期,诸侯国所用器物的生产机构既有专设的府库,又有中央工官;西汉中期,诸侯国仍有府库自造器的情况,而同时还出现了郡国工官,这类地方工官虽曾短暂地转归大司农管辖,但基本上仍以郡国控制为主;西汉晚期,明确为王国府库生产器物的情况基本消失,诸侯用器多转由铜官或工官制造。     

唐代契丹的衙官

本文从唐代契丹衙官的设置入手,对唐朝北疆诸多民族政权中衙官的设置情况进行了分析。认为衙官是因羁縻府州的设置或和亲公主的到来而出现的官称,衙官在唐朝控制契丹中的作用体现了唐朝对羁縻府州进行管理的一种重要方式。     

论西周青铜器铭文中“师”官的社会职能

西周青铜器铭文中"师"官的称谓多种多样,同样"师"官的社会职能有军事活动、教育任务、行政事务等。由于师官在维护西周王室安定方面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周王室对其的赏赐活动也因国内政治形式的需要,出现赏赐物品品种多样性、赏赐活动带有强烈的政治功利性、以及加速了后代军工赏赐的进程等特点。     

《湖北官报》:清末最具影响力的地方官报

光绪二十九年三月初一(1905年4月5日),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办《湖北官报》,馆设武昌湖北官报局。初为旬刊,从第二册起,改为月刊,由《汉口日报》和《汉报》合并而成。《湖北官报》设总办一人,由江汉关道梁嵩生担任,下设编撰处、翻译处、印刷处、文案处、收支处等机构,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