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潼区旅游资源开发的环境问题分析

一、临潼旅游资源开发现状临潼地处关中平原中部,南依骊山,东邻渭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西邻浐灞生态区,北邻阎良国家航空产业基地,全区总面积915平方公里。区内历史遗迹十分丰富,著名的"褒姒一笑失天下"、"鸿门宴"和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等重大历史事件均发生在此。随着临潼旅游产业的不断发展,旅游业逐渐成为全区的支柱型产业。近年来旅游综合收入增快,华清池内大型历史情景舞剧《长恨歌》自2012年4月份开演以来接待人数和旅游综合收入骤增。     

莫莫格自然保护区湿地生态旅游的SWOT分析与发展策略

莫莫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作为吉林省最大的湿地保留地,拥有较为典型的湿地生态旅游景观与及其丰富的动植物资源,是东亚候鸟迁徙通道上的重要停歇地。保护区内分布20几个少数民族,文化气息浓厚。但由于湿地退化及管理开发不合理等原因,莫莫格景区的发展一直处于低迷状态。生态旅游强调开发与保护并行,同时应促进当地环境、社会文化及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本文运用SWOT分析方法对莫莫格自然保护区的优势、劣势、机遇与挑战进行了分析,提出合理化建议。     

明代士大夫的民生思想及其政治实践——以《明经世文编》为中心

明朝官员的奏疏中,多有建议"民生"的内容,常使用"国计民生"一词,还以"吏治民生"讨论问题,反映出"民生"问题具有连接国家与社会的性质。儒家民本思想的核心以使民生顺遂为归宿,这一观念渗透到国家统治的模式当中,成为君德、官箴的要求。民生与国计一体两面,国家与社会为紧密相连的互动关系。吏治与民生的关系要求官员当官为民、造福一方。     

杨尚昆四临遵义

遵义会议参加者、后为国家领导人的杨尚昆,曾经4次来过遵义城。第一、二次是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途中,后两次分别是1958年与1985年。1997年,90高龄的杨尚昆准备再临遵义的时候,甫抵贵阳因突感身体不适,取消了赴遵计划。1935年1月,杨尚昆随中央红军进驻遵义,当时他在红三军团担任政委。当时红三军团驻扎在遵义城南面,凭借乌江天险,阻挡从省城贵阳     

南京博物院获文化部首批重点实验室颁牌

<正>2015年4月21日,文化部科技司在上海组织召开了"文化部重点实验室颁牌及2015年重点实验室工作会议",近现代纸质文献脱酸保护技术文化部重点实验室主任、南京博物院院长龚良参加了本次会议,文化部科技司于平司长为六家重点实验室颁牌。这六家重点实验室是在2014年文化部为完善文化科技创新体系建设、促进文化与科技深度融合而组织开展的文化部首批重点实验室评选工作中首批获得认定的。     

民族团结 源远流长

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青海是多民族聚居省份。多民族聚居地区做好民族团结进步、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工作意义重大。党的十八大强调,要"牢牢把握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主题,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加快民族地区发展,保障少数民族合法权益,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促进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多年来,青海省重视加强民族团结进步、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工作,响亮提出"三区建设"的口     

黄华与司徒雷登南京商谈考析

1949年1月21日,国民政府南迁广州并通知各国驻华使团一同前往,苏联驻华大使罗申率使馆大部分人员南迁,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却留在南京,其他西方国家使团纷纷仿效美国。4月中旬,周恩来派黄华去南京外事处工作,"可以作为燕京大学校友同司徒雷登进行私人接触,看看他有什么要求和愿望。"①25日,黄华到达南京。南京商谈,即是指1949年5月13日至7月25日期间,中国共产党代表黄华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南京进行的私人接触,5月13日、6月6日、6月28日、7月25日,两人共会面商谈四次。8月2日,司徒雷登飞离南京。     

近代法国莱茵河“自然疆界”话语的流变(1450—1792)

"自然疆界"是近代法国的一个重要政治文化概念,它产生于中世纪后期主权国家兴起之时。作为自然疆界的莱茵河形象,诞生于文艺复兴时代,它以关于古代高卢的历史意象为依据,并逐步取代源自中世纪的"四河之境",为法国的理想空间形态的塑造提供了重要元素。17世纪,莱茵河自然疆界观念成为某种国民意识和公共舆论,为法国向莱茵河方向的扩张提供了观念上的支持。在启蒙时代,它更具和平主义色彩,与国家领土空间巩固的目标颇为契合。大革命初期,它再次进入扩张主义的话语,但其理论基础在于非历史的政治理念:自由和人民自决。这一话语三个世纪的历程见证了法国政治文化中关于国家东北边疆的记忆和认知的变迁,也反映了构建民族认同和国家地域实体的过程中不同理论和话语的转换与混杂;而革命时代产生的基于自由自决的民族构建论与德意志"语言论"民族认同的交锋,在今天尤其值得重新评估。     

制度史研究应具整体观

从古往今来的历史来看,制度创立和发展对国家重建以及社会秩序维持所具有的基础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也正因此,在历史研究中制度史一直成为学者所关注的重要领域。无论是研究队伍,抑或是取得的学术成果,都是其他历史学领域难以比肩的。处于当今重视学术创新的时代,制度史的研究为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走出原有纯制度层面的研究困境和局限,研究方法上需要做哪些改进,研究内容上需要做哪些调整,才能更好地实现不断深化的目标呢?学者们已经自觉地意识到了这些问题并做了有益的探索,如邓小南先生的"走向‘活’的制度史"研究的呼吁,犹如馨香扑面,令人新爽。为了开拓制度史研究的新局面,我们推出这期"制度史研究方法笔谈",包伟民、陈长琦、李凭、卢向前、王日根5位学者结合各自的研究领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希望对研究者有所裨益和启发。     

韩国学者论新罗与渤海两国之间的关系

对于朝鲜半岛的学者们来说,新罗与渤海两国之间的关系问题具有重大意义.其中大部分学者认为渤海国是朝鲜国家,并千方百计从新罗国与渤海国的关系中找到所有一切能证明它们是同种国家的事实(注8,第9页;注7,第344页;注9,第29页;注4,第334页;注5,第42页).所以,他们把新罗国和渤海国存在的时期称作南北国时期(注7;注10,第66页;注8,第12页;注5,第39页;注6,第67页).然而,由于所有的事实全都说明新罗通常把渤海国视为敌国(注8,第31页),韩国学者开始强调高丽承认渤海国这一事实(注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