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真话”与“听真话”

今天,“真话”是我们社会的一今种稀缺资源,而谎言则屡屡成为一些人的通行证。一个假话盛行的社会,是可怕的。唐初名臣裴矩,旧为隋臣时,善于揣摩隋炀帝的心思。隋炀帝好大喜功,裴矩就建议在东都洛阳举行规模盛大的元宵庆典。隋炀帝渴望“四夷宾服、万邦来朝”,裴矩就支持发动对外战争。隋朝灭亡,裴矩降唐。唐太宗纳谏于朝,裴矩像变了个人,诤言直谏。     

战火中的世界遗产

2003年3月20日．美英联军对伊拉克的战争打响了。人们担心的是．伊拉克境内那些古老文明遗迹和众多的古城遗址能否承受战火的冲击？     

黑龙江水运水师在雅克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

公元1650年7月20日,沙俄侵略头目哈巴罗夫奉沙皇派遣,以偷袭的方式侵占了我黑龙江上游少数民族聚居的雅克萨城(今俄境阿尔巴津)。并以此为据点,到处抢劫杀戮,扰乱边境,扩大占领,无恶不作。到了17世纪80年代,清政府康熙执政的鼎盛时期,经外交途径不断交涉无效后,终于发动了一场震撼山河、光照千秋的雅克萨自卫反击战。由于这场战争的正义性和部署指挥的正确性,因而获得了全胜。其中,黑龙江水运水师发挥了重要作用。     

直皖战争期间的皖系骨干吴光新

1920年7月,直皖战争在直隶境内进行.皖系骨干吴光新,虽未直接参与战争,但在段祺瑞的授意和支持下,为击败直系,上窜下跳,作了充分表演.其一,是年2、3月间,段祺瑞图谋赶走豫督赵倜,让吴光新取而代之,以便拦截北归直军于途中.但这一图谋未能得逞.其二,是年5月,驻防湘南的直军吴佩孚部,为搞垮皖系张敬尧在湖南的统治,在与南方结盟后,撤防北归.直军一撤,湘军立即接收直军原有防地.张的统治岌岌可危,遂请求时驻岳州等地的吴光新部来援.但吴为保存实力,坐视张之垮台而不加援手.其三,直皖战争爆发后,直系王占元在武昌设计将吴光新扣押,并将其分驻各地的部队一一缴械,这对皖系在战争中的惨败,无疑是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战争结束,吴被免职查办,并交付军法审判,可谓身败名裂.     

鸦片战争前后贵州社会的变化

发生在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的开端,从鸦片战争和其后《南京条约》的签订开始,中国社会性质发生重大转变,从封建社会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贵州同样也经历了这个过程。     

任弼时对红军长征的重大贡献

从1934年8月率红六军团先遣长征到1936年10月率红二方面军同红一方面军会师,任弼时经历了红军长征的全过程。他虽然没有作为中革军委成员参与对各路红军长征的指挥,但对红军长征取得胜利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笔者拟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论述。     

巴比伦尼亚地区的民族冲突和民族战争

《圣经》记载,巴比伦人(Babylonians)想要建造一座通往天堂的高塔,耶和华因嫉妒而降罪,变乱了巴比伦居民的语言,使人们的语言彼此不通。①这段记载告诉我们一个不争的事实：古代西亚是众多民族共同居住的地方。古代西亚有塞姆(闪)语系的阿卡德人(Akkadians)、阿摩利人(Amorites,民族学界一般译为“阿摩里特人”)、腓尼基人(Phoenicians)、希伯来人(Hebrews)、亚述人(Assyrians)、迦勒底人(Chaldaeans),有印欧语系的赫梯人(Hitties,又作Hittites)、加喜特人(Kassites,又译作喀西特人)、米底人(Medians,又译作米堤亚人)、波斯人(Persians),还有和上述语系皆无关系的苏美尔人(Sumerians)、库提人(Gutians)、埃兰人(Elamites,又作Elamese)、胡里安人(Hurrians)等等。一个个民族相继登上历史的舞台,然后又匆匆地离去。接连不断的民族冲突和民族战争,构成了伟大的西亚古文明的一条主线。现就古代两河流域南部巴比伦尼亚地区的民族冲突和民族更替做一简要的叙述,从而“窥一斑而知全貌”,使我们对整个西亚地区的民族问题有更深的了解。     

地理枢纽与中国古代的战争

战争是历史感最强的事件,人们往往在战争期间而不是和平年代才会说自己在“亲历历史”。然而战争也是社会总体代价最大的游戏。对此,两千多年前的古人早就有比较清晰的认识,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云云,就是这种认识的概括与揭示。与之相联系,中国军事历史也有丰厚的积淀,成为中华文明的主体构成部分。在今天,人们要正确认识和全面把握中国历史发展的脉络,总结中华文明的辉煌成就,从历史中借鉴经验,汲取启示,就不能不重视对军事史的研究。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国家有关军事史的研究处于相对沉寂与薄弱的状态。这既表现为研究成果数量有限,影响微弱;也表现为军事与历史的结合方面存在着种种欠缺,严重影响了军事史相关研究成果的科学性质与质量提升;更表现为军事史研究领域内部各个分支发展上的无序性与不平衡性。这些不足,直接导致了军事史研究被学术界置于边缘化的尴尬境地,进而制约了历史学整个学科建设的发展。值得庆幸的是,近年来漠视军事史研究的局面正在逐渐得到改变,其研究的内容渐趋充实,研究的方法渐趋多样,研究的成果渐趋丰富,从而为军事史研究的全面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军事史研究的影响在学术圈内外也有了一定的扩大,社会大众对于军事历史知识的普及提出了亟切的需要,这就为军事史研究的深化提供了很好的氛围和条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规模并不大但却在军事史研究领域中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首届中国军事史学术研讨会,于2004年10月在北京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30余位学者参加会议,对军事史研究中一些带有共性的基本问题展开了充分的讨论。本期刊出的几篇笔谈,正是会议学术信息的部分反映。我们的目的,是期望能以此激发人们更为关注军事史的研究,使之成为历史学研究中新的生长点。     

研究经济史的一些体会

由于战争环境和时代思潮的动荡,我的学生生活非常曲折。我曾经历北洋工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学过工科、理科、经济和历史,非常杂,都没学好。但是,后来我在专业经济史研究中,却发现过去学的一点点理工知识(尤其数学)很有用。我学过的献学,连同童年在私塾读的经,也都常派上用场。这里的一个体会是：做学问必须专,专才能精;但又要有比较广泛的知识,博而后专,大有好处。     

驳中村粲的九一八事变“中国责任说”

日本右翼势力为侵略战争翻案不仅由来已久,而且几乎触及日本对外侵略的每一个重大事件;而九一八事变作为日本侵华的重大步骤,当然在其重点翻案之列。本文仅就日本右翼代表人物中村粲抛出的“系统”、“全面”的九一八事变“中国责任说”,予以辨正。文章认为,中村粲将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归因于“满洲非中国领土”、“满蒙人自己希望满洲独立”、“人口过剩”的日本需要“满蒙新天地”、“中国的赤化”和中国政府奉行“蛮不讲理的”“革命外交”导致了“满洲危机”的谬论,不堪一驳,但在日本右翼势力迅速抬头、蠢蠢欲动的今天,仍然需要我们从学术角度对其兜售的战争翻案谬说,一一澄清、据实辨正。因为还原被日本右翼势力篡改得面目全非的日本侵华史本来面目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中日两国史学争论的学术范畴;它事实上已经上升为事关日本今后走什么道路和中日历史悲剧是否重演的具有重大政治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一项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