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钱荒与沙板

清末陕甘总督陶模上奏朝廷说：甘肃铜昂工贵。请暂缓鼓铸制钱。从此陇上铸钱终止。辛亥革命之际,长庚伙同升允不顾甘肃地脊民贫,纠集十余万大军。东赴陕西镇压关中人民的反清斗争。为时半年之久。大量的军需粮饷使甘肃财政上濒于破产．藩库不名一钱,只好卖放官爵,还想通过驻甘洋官暂借外债解危。     

1941-1949,中共在大连的斗争

大连是我国北方一个重要的工业城市,曾被俄日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了50年。抗日战争时期,胶东中共党组织在这里进行了艰苦斗争,而后在解放战争中,大连尽管由苏军进行军事管制。     

血洒老区的一对兄弟烈士

江苏省如皋市江安镇是苏中著名的革命老区,曾被誉为“小延安”。在江安镇黄建村,有一对兄弟,他们为革命英勇献身的事迹在当地广为传颂。包云清,1911年2月出生,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担任原江安区严黄乡副指导员兼北黄家圩村村长;包余清,1908年出生,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担任原江安区严黄乡北黄家圩村农委主任。兄弟二人正是在老区红色革命浪潮的感染下,积极投身革命,加入党组织后,在党的领导下,广泛动员和组织群众,积极参加乡村革命和坚持对敌斗争。     

天虚之死与爱情创伤

马仲明同志在《云南文史丛刊》1999．4的文章：“有关天虚的资料二则”,详细叙述了天虚英年早逝的经过。这篇文章勾起我对战友的无限怀念,也对他旧病突发的导因及死亡的痛苦经历感到不能容忍的愤慨,不得不公之于世,使世人得知这位被郭沫若誉为与聂耳齐名的“滇南二士”之一的天虚是怎样被突如其来的变情、阴险的欺骗,公然的愚弄,残忍的践踏含郁而死,我说含郁是他死前对这沉重的灵魂创伤未置一辞,从不提起,这是因为他秉性刚     

大理的虎与张汝骥之死

1930年,大理爆出两条大新闻：一是张汝骥在下关被枪决;二是洱海里淹死了一条老虎。那一年,我只有八岁。听人说,渔民从洱海里捞到一条死虎,正悬挂在县衙门口示众。我自然跟着人们去看希奇。到了塘子口下街,衙门口已经人山人海。靠东侧石狮子边的一颗大树上,高吊着一条黄褐色,黑镰刀斑的庞然大虎,虽死还有余威。只有胆大的小伙子才敢去触一触虎须。     

徐广缙与广州人民反英入城斗争

徐广缙(1781—1858),字仲升,河南鹿邑县人,嘉庆二十五(1082)进士,道光二十六年(1864)擢云南巡抚,道光二十七年(1847)六月调任广东巡抚,次年3月,前两广总督耆英内调,擢徐广缙为两广总督兼通商大臣。     

华北抗日根据地私人借贷利率政策考

以往对中共抗日根据地减租减息政策中的“减息”研究不够,对于减息政策缺乏“变”的认识,以为减息1分或1．5分是一以贯之的政策。实际上,除了禁止高利贷以外。中共政权对私人借贷利率的规定有一个演变过程,即：1942年以前新债旧欠一律减息1分或1．5分。1942年以后,鉴于民间借贷关系的严重停滞,转而采取私人借贷利率自由议定的政策。在这一演变过程中,由于客观环境不同,减租减息斗争开展的程度不同以及对中共中央政策领会深浅的差别,各个根据地对于新债旧欠做了相应的带有自己特色的规定。本以华北抗日根据地为例,对此做了系统考察。     

教育家张宗麟的坎坷一生

1957年8月,我在北京日报社被划成右派。在批斗我的第一次会上,我的一位上司突然对我大喊：“右派分子张沪,你别以为你出身于革命家庭!你的家庭没给你好影响……”他这么一喊,把我喊蒙了。难道我的家庭不是革命家庭?!难道我的投身革命几十年的父母会有什么问题?!正当我疑惑不解的时候,我获悉我的父亲张宗麟在高级党校也被打成右派了,他的主要罪名是为陶行知辩护。因为我和父亲的血缘关系,我之被划成右派,当然是在所必然了。     

漫画之星屠益范

1943年冬,在日伪统治中心南京爆发的持续近一年半的清毒运动,不仅给日军和汪伪以重大打击,还使许多进步学生在斗争中受到磨炼,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屠益范同志就是其中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