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抗日战争志》终评会召开

2021年12月27日,《新疆抗日战争志》终评会召开,自治区地方志编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魏占海参加并讲话。会议由一级巡视员吐尔地·阿西木主持。《新疆抗日战争志》编纂委员会部分成员单位相关负责人、专家,重点围绕是否坚持正确的"五观",是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篇目结构是否合理,资料是否存真求实、是否合理利用、是否存在缺漏,行文是否严谨规范,是否严格落实相关保密规定要求等对志稿进行评议,提出修改意见和建议。     

战争、医院与外交:全面抗战之初的教会医院(1937—1938)

全面抗战爆发之初,教会医院处于"非军事的、中立的、第三国的机构"的地位,其处境与遭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欧美国家与日本在远东的外交关系。教会医院虽遭到日军完全无视国际法和人道主义的轰炸、占据、劫掠等侵害,但从宗教与世俗的目的出发,继续在华开展工作,积极从事战时医疗救助等活动。欧美各国为保护教会医院虽与日本进行了交涉,但在其整体对日妥协的政策下,这些交涉显得较为软弱,没有取得应有效果。日本虽然声称保护各国在华利益,但对教会医院的侵害一直没有停止。这一切不仅是日本侵华战争的产物,也是欧美国家远东政策的必然结果。     

中国抗战电影在新加坡的传播及影响——以《南洋商报》为中心的研究

论文通过对《南洋商报》刊载抗战电影传播史料的整理和分析,梳理了自1937年中国抗战全面爆发至1942年新加坡沦陷这段时间内,中国抗战电影在新加坡的传播过程、接受程度及产生的深刻影响。结果显示,在1937年中国抗战全面爆发至1942年2月15日日军占领新加坡期间,一批优秀中国抗战电影漂洋过海来到新加坡。新加坡本地出版的《南洋商报》刊载的相关抗战电影信息,生动纪录了这一段时间中国抗战电影在新加坡的传播历程。中国抗战电影在新加坡的传播,鲜明呈现了中华民族海内外同胞同仇敌忾、全民族投身抗战的时代景观,同时也积极肯定了华侨对中国抗战胜利所做的历史贡献。     

抗战时期福建的兵役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推行征兵制。福建省军政当局既严格奉行了中央的兵役政策,又因时因地采取措施,通过建立兵役行政机构,制定地方兵役法规,开展兵役宣传,优待征人征属,完善征集程序等方式,广泛地动员壮丁出征抗敌,使福建人民融入全民族的抗战大潮中,为保障抗战胜利所需的兵员做出了重大贡献。     

陈迩冬与桂林文化城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全国各地许多化界人士纷纷聚集桂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化运动,并很快普遍展开,为全民抗战做出了卓越贡献,也使桂林成了名的“化城”。[第一段]     

浅谈“不屈战俘馆”的陈列特色

建川博物馆是一家民营博物馆,业主民营企业家樊建川多年来致力于抗战、革、民俗物的收藏。建川博物馆聚落位于四川大邑的安仁镇,占地500亩,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暨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推出了抗战系列的“中流砥柱馆”、“正面战场馆”、“飞虎奇兵馆”、“川军抗战馆”、“不屈战俘馆”。开馆半年多来,社会反映良好。尤其是“不屈战俘馆”陈列颇有特色,现作一浅析。[第一段]     

抗战期间的中日假币战

抗日战争不仅是一场军事、政治斗争,同时也是一场经济斗争,而经济大战中最尖锐、最复杂、最特殊的则是中日假币战。[第一段]     

论广西籍越南华侨华人对抗日战争的历史贡献

广西籍华人华侨大部分定居于东南亚,尤以越南为多。抗战期间,广西籍越南华侨华人在侨居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为抗战捐财献物,部分回国参加抗日救亡。广西籍越南华侨华人的抗日活动,支援了祖国的抗日战争,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可贵贡献,同时也促进了自身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提升。     

全面抗战时期鲁苏战区的政治工作——以政治部主任周复为中心

全面抗战时期,为消除军队派系色彩、加强中央化,国民政府在各战区设立政治部,派出大批政工干部从事军队政治工作,周复即是其中一员。担任鲁苏战区政治部主任的4年多时间里,周复在山东建立了正规政工制度。山东作为国民党非嫡系部队遍布的省份,地方军政势力错综交织、彼此掣肘,以周复为首的中央政工介入山东军事后,引起地方实力派的排拒。为此,周复积极在鲁苏战区军政领袖间沟通疏导,通过背后的中央资源吸引地方部队中上层军官,以此实现军队的中央化转型与“反共”目标。然而,掺杂地缘、学缘色彩的政工制度在落地过程中缺乏制度保障及实行条件,无法承载伴生的中央与地方权力结构的冲撞,反而激化了军队内部矛盾并衍生出分裂。受政工制度改革、军事衰微等多重因素影响,国民党政工干部的工作积极性随之降低。随着周复的阵亡,鲁苏战区政工工作名存实亡。     

灾后救济与城市重建：1938年长沙大火的善后工作

1938年11月13日凌晨,长沙城突发大火。火灾发生后,张治中、陈诚、周恩来、蒋介石等各方纷纷开展紧急处置工作,设置施饭所、收容所,掩埋死亡军民,设立临时市场,维持社会秩序。但是,这些措施只能为灾民提供基本的生存和生活条件。湖南省政府协同其他部门组建诸多机构主导善后工作：长沙市火灾临时救济委员会主导灾后救济工作,开展灾民登记,完善收容措施,发放疏散费,清理火灾场所;长沙市火灾救济小本借贷处的小本借贷,为长沙民众提供谋生资本,使经济有所恢复;长沙市善后建设委员会与长沙市新市区设计委员会致力于城市重建,规划设计长沙新市区方案。但善后工作的具体实施遭受诸多阻滞,且城市重建因“大局敉平”迟迟未至,仅限于方案设计。城市复兴最终依靠长沙民众自身力量得以基本实现。这些均体现出大火善后工作“临时性”与“不对称”的战时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