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后期国统区的盐政改制

抗战后期国民政府在盐政方面的改制与战时大后方的经济情况有密切关系,但这方面的研究尚有待深入。本在参阅原始资料和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分析了这次盐政改制的背景、经过、内容,并在此基础上对其进行客观评论,认为抗战后期国统区的盐政改制虽有历史局限性,但它的积极作用大于消极作用,国民政府还是努力做到兼顾国计民生,且基本上符合历史发展潮流。     

皖南事变若干文电考证

有关皖南事变的相关档案资料可谓汗牛充栋,但其中难免存在若干错误或不准确之处。笔把在研究中发现有疑问的件、电报对照相关书籍或史实加以考证j以求尽可能排除对研究造成的瑕疵。     

一部迭见新意的佳作

<新四军军部在皖南>是一部记述新四军前期历史的专著.它结构独特,内容完整,资料翔实,新意迭见,堪称力作、佳作.     

《内蒙古革命根据地货币史》出版

由内蒙古钱币学会编撰,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内蒙古革命根据地货币史》,在内蒙古自治区成立60周年大庆之际与广大读者见面。全书17.4万字,真实记录了从抗日战争爆发到全国解放这一时期建立在内蒙古境内的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绥蒙解放区和东蒙解放区的货币发行种类、时间、版别,     

豫皖苏根据地早期抗币斌考

2005年,笔者在鉴定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抗日战争时期货币时,意外发现20世纪50年代初期,拨自南京图书馆、南京市人民委员会的两枚1940年萧县发行,面值为伍角的“地方流通券”与“地方兑换券”和4枚1941年1月宿县二区发行的贰角伍分、伍角和壹元(2枚)“地方兑换券”。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在文物卡片排列中,仅将萧县发行的伍角地方流通券归入抗日根据地货币类。但据史料记载,当时萧县、宿县均为豫皖苏根据地所属地区。抗日战争时期淮北抗日根据地豫皖苏边区的发展分前、后两个时期,即1938年底,创建豫皖苏根据地至1941年5月新四军第四师撤向津浦路东…     

战中后期日本的"重庆工作"述论(1941-1945)

1940年11月13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的<中国事变处理纲要>.提出了"重庆工作"的计划和条件.这一目的虽然没有促进"钱永铭工作",但随着11月30日承认汪伪政府而实现,并奠定了此后"和平工作"基础.1941年,日本加紧发动太平洋战争,"中国事变"转向持久战略而无暇顾及"和平工作".1942年,日本以设置对重庆的谍报路线为主,开展"重庆工作";并以阎锡山为对象开展"对伯工作",来分化国民政府.1943年,日本实施"对华新政策",并在日本领导下、由汪伪政府进行"对重庆政治工作",但到年底,"开罗宣言"的发表宣告了"对华新政策"的破产;随后开始的"一号作战"又使得"重庆工作"无果而终.1944年7月小矶内阁上台后,再次转向通过汪伪政府的对重庆政治工作.但由于汪精卫病死,该工作愈加悲观,只好转由中国派遣军主持.小矶首相还企图主持"缪斌工作",由于受到内部的强烈反对而夭折.1945年4月以后的铃木内阁,为了本土决战,仍企图进行对重庆的"和平工作",但中国派遣军的谈判并未取得结果.抗战中后期日本的"重庆工作"均以失败告终;伪满洲国与日本驻军问题,成为检验其是否有和平真意或和平是否会实现的关键条件.日本在承认汪伪政府的前提下、并主要通过该伪政府进行的"重庆工作",其实质就是要使重庆国民政府沦为南京伪政权,以达到其不战而降的目的,其失败的命运亦是历史的时势之使然.一系列"重庆工作"失败的记录,证明抗战中后期日本对于国民党正面战场仍然主要实施战略进攻;它也从反面佐证了中国政府坚持抗战的伟大意义.     

抗战中后期日本的“重庆工作”述论（1941——1945）

1940年11月13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的《中国事变处理纲要》,提出了"重庆工作"的计划和条件。这一目的虽然没有促进"钱永铭工作",但随着11月30日承认汪伪政府而实现,并奠定了此后"和平工作"基础。1941年,日本加紧发动太平洋战争,"中国事变"转向持久战略而无暇顾及"和平工作"。1942年,日本以设置对重庆的谍报路线为主,开展"重庆工作";并以阎锡山为对象开展"对伯工作",来分化国民政府。1943年,日本实施"对华新政策",并在日本领导下、由汪伪政府进行"对重庆政治工作",但到年底,"开罗宣言"的发表宣告了"对华新政策"的破产;随后开始的"一号作战"又使得"重庆工作"无果而终。1944年7月小矶内阁上台后,再次转向通过汪伪政府的对重庆政治工作。但由于汪精卫病死,该工作愈加悲观,只好转由中国派遣军主持。小矶首相还企图主持"缪斌工作",由于受到内部的强烈反对而夭折。1945年4月以后的铃木内阁,为了本土决战,仍企图进行对重庆的"和平工作",但中国派遣军的谈判并未取得结果。抗战中后期日本的"重庆工作"均以失败告终;伪满洲国与日本驻军问题,成为检验其是否有和平真意或和平是否会实现的关键条件。日本在承认汪伪政府的前提下、并主要通过该伪政府进行的"重庆工作",其实质就是要使重庆国民政府沦为南京伪政权,以达到其不战而降的目的,其失败的命运亦是历史的时势之使然。一系列"重庆工作"失败的记录,证明抗战中后期日本对于国民党正面战场仍然主要实施战略进攻;它也从反面佐证了中国政府坚持抗战的伟大意义。     

张季鸾笔下的临沂之战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鲁东南的临沂地区,中国军队与日本侵略军进行了一场血战,是为临沂之战,时任第五战区总司令李宗仁认为出乎意外“竟打了一个惊天动地的胜仗”。这是研究和描述抗日战争不可漏缺的一场重要战役,是国民党正面战场少有的几场胜仗。然而,长期以来,由于诸多原因,临沂之战成为一场令日军震撼,     

被称为“战咯预言家”的陈孝威

在抗战后期．有一位离职的国民党将领筹资办起时政刊物．宣传抗日,弘扬爱国精神,不遗余力。他对当时世界大战局势的发展作了种种预测．后来均被历史一一印证．因而在国际政治界颇有点名气,得到美、英等国领袖的重视。他就是陈孝威。20世纪40年代．他曾有“战略预言家”之称。当时社会舆论对他褒贬不一,但有一基本前提应予以肯定：陈孝威确实为神圣伟大的抗日战争和国际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自己的一份贡献。     

武汉空战中的武汉籍空军英雄赵茂生

1938年2月18日,武汉上空发生了一次抗日战争爆发以来最大规模的空战,中国空军一举击落敌机11架,战果辉煌。历史铭记着空军英雄赵茂生的功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