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位岳池人与早期的《四川日报》

抗日战争初期,重庆、成都先后发行过一份以宣传抗日为宗旨的《四川日报》,在巴蜀乃至全国都有一定影响。该报创办者,是岳池人毛畅熙和他的几位好友同乡。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步步入侵。次年12月28日,日本侵略者由上海租界向闸北一带进攻。驻沪的十九路军奋起抵抗,开始了淞沪抗战。     

国民政府迁渝的战略决策和移驻重庆

1937年7月7日,日本军队在北平发动卢沟桥事变,国民党29军宋哲元部奋发抵抗,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战火越来越旺之际,10月29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在南京国防会议作了题为《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的讲话,确定四川为抗日战争的大后方。11月16日,国防最高会议批准迁都重庆。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当晚即乘“永绥”号炮舰西上。在与众人告辞之时,林森心中含着难言的凄楚。     

抗战时期资源委员会湖南湘江电厂办理迁移及结束情形的相关文书

1938年9月武汉会战进入后期,国民政府军事机构准备迁往湖南继续指挥抗日。为保障用电,蒋介石急令资源委员会,速在湘南设立电厂。湖南湘江电厂接到任务后,立即着手进行,数日之内即告通电。随后,因战事变化,国民政府迁往重庆,湘江电厂亦即办理结束,所有资产或暂存偏僻安全之处,或辗转迁移至重庆以备重建,或租与其他电厂以应急需,或赠送当地教育机构以作校舍。此组史料选自资源委员会全宗,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战时工业企业受战争影响举步维艰的生存状态,及其为抗战胜利竭尽全力的民族精神。     

刘保罗和一个战地服务队

我在抗战时期与安徽有缘,先后曾两次投入它的怀抱。第一次是在1938年到皖北,第二次是在1939年冬到1940年春,在皖南歙县。岁月悠悠,离今已60多年了。那时我是个十几岁的少女,如今已届耄耋,但往事并非如烟,许多人和事,仍在回忆中闪烁、跃动。1937年的“八一三”战事,改变了整个中     

冯玉祥鄂西抗日前线督察记

杰出的爱国将领、安徽巢县人冯玉祥,一生戎马倥偬,名震华夏。尤其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抗战时期,他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奔赴抗日前线,督练抗日军队,表现出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1939年春天,他在重庆沙坪坝陈家桥镇购买了一幢晚清普通民居,将它命名为抗倭庐,表明他抗日到底的     

抗日烽火中的安庆六邑联中

几经辗转建校舍从太湖县城西行约10华里,便到了姜家岭。那里峰峦环抱,环境优美。而随处可拾的断砖残瓦,见证着安庆六邑联中的峥嵘岁月。安庆六邑联中,全称为安庆六邑联立中学,创建于1905年,校址设在今安庆市百花亭,当时“蔚为壮观,为本城各校之冠”。所谓六邑,是指怀宁、桐城、     

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的农业生产与政府干预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经济工作,尤其农业作为晋察冀边区经济的基础,对其发展的情况,边区政府从政策法令及具体实践的组织领导等多方面进行了干预,积累了一套颇具特色的工作经验,这些为今日中国农业的发展、农民收入的增加及农村经济的繁荣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宋子文与中国国防供应公司

本文根据美国胡佛档案馆所藏宋子文档案,结合已刊布的中外史料,对曾在战时中美租借关系中扮演过重要角色的中国国防供应公司作一个案研究。宋子文主管的中国国防供应公司,是抗日战争时期接洽和管理美国援华租借物资的专门机构,在租借物资的获取和营运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在3年多时间里,国防供应公司以仅有大约200人的规模,开展了中国政府在美国几乎所有的物资供应工作,同时还扮演了宋子文顾问的角色。透过宋子文与该公司的工作,可以对中国争取美援、驼峰空运、飞虎队建设、远征军训练,以及中美租借关系等问题有更具体的了解。     

乡民的逻辑：全面抗战时期浙南乡村的水利活动

全面抗战时期,浙南永嘉县发生一起下岸村村民池凤廷与官岭山下村村民吕龙海之间的水利诉讼案件。永嘉县政府起初支持下岸村在前江浦修筑陡门陡门,即水闸。从古代到民国时期,文献中一般称之为“陡门”,本文亦称“陡门”。,以便防咸蓄淡、减少涝灾。在吕龙海提出反对意见后,县政府又认为下岸村没有必要修筑陡门。这一事件惊动了浙江省政府和重庆的国民政府经济部。后经浙江省政府、经济部裁定,令池凤廷拆除陡门。不过,下岸村采取拖延态度,提出再诉愿,并决定在陡门处建造活动木桥,方便村民往来耕作。这一案件所体现的上下游村民重灌溉还是重通航的不同利益诉求,以及战乱时期多由乡民自行建筑水利设施、各级政府干预能力有限等情形,均反映了历史的共相与常情。将这一案件置于更长的时段和当时的浙南乡村社会考察,有助于探讨战争背景下乡民在农业生产和水利活动方面的考量,以及乡村社会的实况、演变与运行机制,也启发我们以社会经济的视角探讨抗战历史的内在发展,并将抗战时期视为长程历史时段中的一个“历史性时刻”。     

伪满留日学生的在日生活

关于伪满留日学生的在日生活,有学者访谈过一些原伪满留日学生,但彼此所谈留日生活差异较大,往往彰显了个人留日生活的特殊性。抗战时期,日本不仅安抚和“保护”伪满留日学生,而且专设学席制度,与其他伪政权相比貌似优待伪满留日学生。其实,这是日本企图吞并中国东北和实施“以华制华”“分而治之”侵华政策在留日教育层面的反映。伪满留日学生的学习、交往和日常活动同样被监控,任何“异常”都可能招致牢狱之灾或杀身之祸,这也是他们留日生活的常态和底色。因此,伪满留日学生个人留日生活的特殊性蕴含在普遍性之中,如此理解他们的留日生活或许更加客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