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工作报告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欧美各国对中国抗战形势并不了解,为加强国际宣传,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争取国际同情和援助,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积极开展各种对外宣传活动,如创作宣传文字、播送国际广播、组织国际人士前往战区参观等,在抗战国际宣传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本组史料为抗战初期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的工作报告.     

陕西洛南河口绿松石矿遗址调查报告

河口矿业遗址位于陕西省洛南县洛河沿岸。2010~2015年,北京科技大学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河口遗址周边进行了数次调查,发现了10处古代开采绿松石的洞穴遗址。这批洞穴规模较大,采集到的遗物较为丰富,主要为石器和陶片。遗址中采集的石锤为一种古代的采矿工具,洞穴内发现的蓝色矿石经过定性分析,确认为绿松石,因此判断这批洞穴为古代开采绿松石的矿业遗址。从发现的陶片、开采工具的年代以及碳十四测年等资料判断,其开采年代始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青铜时代早期,延续到春秋时期。唐宋时期仍有使用,但不能确定是否与矿石开采有关。河口古代绿松石矿业遗址的发现,为研究我国早期绿松石的开采、使用、流通及来源提供了重要信息。     

李家崖文化分期及相关问题研究

本文通过分析《李家崖》考古发掘报告的资料,将李家崖遗址分为早、中、晚三期,在讨论城墙、居址和墓葬相对年代的基础上对李家崖遗址的形成过程进行了重构。以李家崖遗址的分期为基础,结合绥德薛家渠遗址和柳林高红遗址的资料,将李家崖文化也分为早、中、晚三期。根据相关资料的比较,本文认为李家崖遗址的青铜器属于石楼类型青铜器。通过分析李家崖遗址早期和晚期的文化因素可以发现李家崖文化的来源与朱开沟文化有关,其衰落与西周文化的强大有关。     

陕北地区龙山至夏时期的聚落与社会初论

文章通过对新华、石峁、木柱柱梁、神圪垯梁、寨峁等遗址的分析,初步研究了陕北地区龙山及夏时期的聚落与社会等问题。本文把这一时期的聚落分为三级,进行了聚落分类,同时通过墓葬研究对墓葬进行了分类和分级,并分析了当时的葬俗、葬仪、社会等级等,此外对石峁古城的性质进行了初步分析。     

兴县碧村龙山时代遗存初探

本文通过对碧村典型遗存的分析,对其文化性质及其与周边地区的关系进行了探讨,认为碧村遗址龙山时代晚期遗存属于晋陕蒙交汇地区新华文化的典型代表,区别于忻定盆地的游邀文化及太原盆地的杏花文化。同时,在考察晋陕蒙交汇地区石城分布及规模的基础上,对碧村遗址在北方石城文化圈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初步探讨。     

论抗战时期的“夫人文学奖”

抗战时期的“夫人文学奖”旨在“奖励妇女写作及选拔新进妇女作家”,通过引发社会对“抗战建国中妇女问题”的思考,总结妇女工作经验,确立“时代妇女”应有的价值观.从征稿启事、评审标准和评选结果来看,奖项并不偏重于文艺作品,更多的是借文学奖励之名达政治动员之实.获奖女性对战争、国家与女性关系的思考,大多未能跳出既有民族解放思维定势,民族国家宏大叙事支配着女性解放话语的建构.     

上海广富林遗址2012年南京大学发掘区良渚文化时期墓葬发掘简报

2012年上海市博物馆、南京大学历史系等单位对广富林遗址进行了发掘,在南京大学发掘区发现良渚文化时期墓葬10座。墓葬均为竖穴土坑墓,随葬品以陶器为主,还有少量玉器和石器。根据墓葬开口层位、随葬品组合、典型陶器演变序列判断,10座墓葬年代存在早晚差异,其中早期墓葬3座,中期1座,晚期4座,另有2座因被晚期水沟打破不见随葬品而未能断代。墓葬均位于高土台上,反映了良渚先民择高处而葬。这批墓葬的发掘为研究良渚文化的丧葬习俗提供了新资料。     

黑龙江佳木斯市长新遗址抢救性清理简报

2007年5月,佳木斯市文物管理站在开展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中,在长新村西1公里的山丘上发现了1处遗址,并将其命名为长新遗址。调查中对两座遭到破坏、部分遗物已暴露的半地穴式房址进行抢救性清理。2008年6月,对该遗址进行了复查,并对遗址西侧偏北处的一座被破坏的房址进行了清理。两次清理出土的器物种类较多,组合丰富,特征鲜明,其文化内涵与滚兔岭遗址有较多相同之处。为深化研究三江平原两汉时期考古学文化的内涵、编年分期等增添了新资料。     

浙江宁波镇海鱼山遗址Ⅰ期发掘简报

鱼山遗址位于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九龙湖镇河头村,东距现海岸线直线距离约7.3公里。2013至2014年,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其进行了Ⅰ期发掘,分别发现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商周和唐宋等四个不同时期的文化遗存。其中河姆渡文化二、三期,良渚文化晚期和商周时期堆积之间的自然淤泥层,对于研究沿海地区史前至商周时期文化面貌、人地关系等基础性问题提供了一批重要资料。     

关于重挖著名遗址的思索

一些著名遗址后来或因出于学术目的或因为配合国家基本建设,都被再度发掘。选择安特生主持发掘的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李济和梁思永主持发掘的山东章丘城子崖遗址、安志敏主持发掘的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为个案,通过理性的分析和深度的思索认为:著名遗址首次发掘的重大意义,并没有因为后来的发掘而有所改变或修正;著名遗址首次发掘的失误,往往不是因为再度发掘获得的纠正,完全可以在同类遗址的发掘中得到解决。因此,呼吁在文物资源保护为主的今天,实在不应再在著名遗址的头上动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