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北行营到“东北剿总”——国民党统治东北最高军政机关的演变

1945年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已成定局,这对于长期坚持不抵抗主义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蒋介石及国民党来说,如何争夺胜利果实,如何接收华中、华北、东北沦陷区,已是他们的头等大事。     

有关蒋介石注意西北开发及改进党政等事项的公函

1942年9月21日,蒋介石在总理纪念周训话中讲述其视察西北之感想,并作出注意西北开发、奖励移民、党政一元化及改进兵役与粮政等指示,反映了抗战期间,国民党中央在重视加强西北经济开发的同时,在政治上极力扩张、控制西北之情。     

冯玉祥关于改善小学教科书现状与陈立夫往来函

抗战期间,受大后方物质条件所限,国统区中小学教科书版本芜杂,印制不良,各界人士有关改善教本的呼声颇高,冯玉祥致函教育部长陈立夫要求改善教本即是其中一例。国民政府教育部有鉴于此,乃限令自1943年秋起各级学校开始采用部定统一教本,并指定七大书局组成“国定本中小学教科书七家联合供应处”,以保证教科书质量。     

国民党走向皖南事变之经过

抗战爆发后的国共两党关系,曾经有过一段“蜜月期”。但不到两年时间,两党关系就不期然地走向了紧张,1941年1月更爆发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使国共两党几乎走向全面破裂。皖南事变的爆发,有着相当复杂的背景。而国民党人以正统自居盲目自大和坚持一党独裁的心态,难以适应共产党人独立自主和必欲发展壮大自身力量的政策。无疑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只是,在抗战的特殊环境下,国民党要想重新拾起军事“剿共”的办法来防止共产党的壮大,也并非易事。因此。皖南事变的发生。在很大程度上又不能不带有相当的偶然性。     

李公朴两访延安

延安,自从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后,在这里建立了陕甘宁革命根据地,便成了革命圣地,成了全国人民向往的地方。抗战爆发后,大批爱国知识分子、抗日志士,从沦陷区,从大后方,从海外各地,冒着日军的炮火,冲破国民党顽固势力的封锁、阻挠,历尽艰辛,长途跋涉,来到这里,探求真理,参加革命。     

卢沟桥事变后中日高层决策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也是中国进行全面抗战的开始。     

1911-1937年灾民移境就食问题初探

抗战前的民国时期,灾民逃荒现象极为普遍。灾发地政府因无力赈济自己的民众,或者出于推卸责任,放任其灾民四处流离,移境就食。流入地政府救济自己辖区灾民尚且不暇,自然不愿再为别区承担救济重任。再者,行政区划与经费的分配也限制了这种救抚他省灾民的欲望。因此,流入地对来境灾民无不驱逐出境或资遣回籍,而灾民在自己家乡确实又无以为生,迫不得已时只好重又外出。总起来看,整个灾发期间,灾民便是在灾发地与流入地的推来搡去之中艰难苟活。这一问题不是一地一隅所能解决,也远非一年一月所能一蹴而就,它需要各级政府的大力合作,需要对产生灾民的各种原因予以根治。然而,受时代条件所限,灾民的移境就食问题不能得到较好的解决,灾民的流离悲苦也就只能依然如故。     

从李鸿章外交行为的功过认定看历史人物评价的普遍性法则

关于李鸿章外交行为的功过认定,是从其外交行为的历史后果出发,重客观后果而批判其卖国行为;还是设身处地,分析其无可奈何的历史实际,从情感上为其开脱职责?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大都认为李鸿章是个卖国贼,但近年随着人们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深入,有论特别指出李鸿章所处。     

国民政府对德意日三国同盟的观察

日本与德意缔结军事同盟一事,牵涉国际局势变动,同时也影响中国争取国际援助。以往有关蒋介石与国民政府因应德意日三国同盟的研究成果,多是探讨三国同盟缔结之后的因应与决策,忽略了这些决策系奠基于国民政府对于三国同盟交涉期间的观察。国民政府在三国同盟酝酿至签订期间,亟关注此事发展,由原以为是防共协议的延伸,仍以苏联为对象,到包括英美,这种对象改变所造成的国际局势变动自不可同日而语。故对国民政府而言,三国同盟的重点不仅在于日本选择与德意结合,更重要的是代表日本决定南进,直接与英美为敌,如此必然直接影响太平洋局势的剧变。在认清此关键后,蒋介石与徐永昌均认为三国缔结同盟后不必急于表态加入英美集团,与轴心集团为敌,首要之务在促使日本南进,迫使美国真正重视亚洲战场。     

李宗仁：老河口的不泯深情

抗战八年，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在湖北襄樊老河口督战6年，与日本侵略军浴血搏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