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初期何遂与中共高层的交往

九一八事变当晚我正在沈阳。当时我是日本在沈阳办的南满医科大学预科的学生。我因此目睹了一场有预谋的侵略,也亲身体验了沦为亡国奴的痛苦。当我辗转逃回北平家中,向父亲讲述了在沈阳的经历时,父亲说：“果不出我预料,日本人真的动手了。”     

《抗战期间彭湖经营贵州企业公司实录》出版

1938年抗日战争进入持久作战阶段,贵州省政府主席吴鼎昌（又名吴达铨,由国民政府实业部部长调任,著名实业家,为当时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两银行董事会重要成员。）为执行“开发贵州资源、建设贵州经济、安定后方、支持抗战”任务的迫切需要,倡议筹组贵州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获得经济部、资源委员会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三银行总行的赞助,该公司于1939年6月1日在贵阳宣告成立。总经理彭湖（又名彭石年,是一位热爱祖国的近代企业家。曾任中国银行成都支行、南京分行襄理,湖南省银行总经理,日本投降后任中国银行南京分行经理。南京解放后一度去香港述职,随后返回上海定居。）,经中国银行总管理处推荐,代表该行筹建并出席该公司第一次股东代表大会,被推为该公司董事会董事兼总经理。     

代号“人猿泰山”重要战役中的黔军将士——纪念抗战爆发70周年

抗日战争后期,为彻底打破日本侵略者对中国的全面封锁,把日军赶出缅甸,确保中缅国际交通线通畅无阻,时任中国战区参谋长的史迪威将军,拟定了一个代号为“人猿泰山”的战役计划。该计划备受国共两党最高层的关注。1943年2月11日（《新华日报》的社论就指出：“缅甸战场是东方战场的枢纽,反攻缅甸,收复缅甸,解放缅甸的战略要求,不仅是东方战略的要求,而且是世界战略的要求”。     

回忆阎家德的抗战岁月

敢于拼搏的学生时代阎家德,又名嘉第,化名董醒鸣、王震、王大等,1915年11月15日出生于闻喜县冯村一农民家庭。他在本村读完小学和河底高小后,考入闻喜县中学。因其聪明好学,成绩优秀,被闻喜中学的栗云章老师(地下党员)所赏识。在栗的介绍下,他于1931年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读书会”,开始接受反帝反封建的先进思想。1932年,他参加了反帝大同盟、“读书研究会”、“涑宾学社”等进步组织,成为学生团体领导人之一。     

“抗战夫人”福芝芳

"人家都以为我这个梅太太,亨尽了人间荣华富贵,殊不知抗战八年期间,一直处在水深火热中……"梅兰芳听了夫人的这席话,百感交集地说:"名人总有本难念的经。没有福芝芳,哪有梅兰芳?"周恩来接见福芝芳时,也称赞道:"芳心总是伴忠魂。你是上海滩名符其实的‘抗战夫人'。"     

多元灵活：重庆抗战漫画运动的历史考察

抗日战争时期,重庆的抗战漫画以灵活的漫画展览的运动形式和多维度表现抗战的题材成为对敌宣传战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刻融入了这场全民族抗战救亡的时代进程,肩负起了伟大时代所赋予的抗日救亡重要命题。     

抗战期间中共对乡保政权的改造——以华中抗日根据地为中心的考察

华中抗日根据地是抗战期间中共开辟的重要战略基地之一。在根据地创建的过程中,通过改造乡保政权巩固根据地是中共采取的重要举措。中共对乡保政权的改造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在华中抗日根据地开创初期,为了站稳脚跟、打开局面,中共在沿用旧有乡保制度的同时,主要改造乡保长群体;随着根据地的日益巩固,中共推出新乡制,试图通过乡选完成对抗日根据地乡保政权的彻底改造。在全民抗战的大背景下,实现抗战与民主的共赢是中共制订乡保政权改造政策的出发点;策略性与战略性相结合、灵活性与原则性相统一是中共成功改造乡保政权的主要经验。     

抗战期间的南京毗卢寺

在南京市中心长江路边,坐落着一座古老的佛教庙宇——毗卢寺。庄严高大的殿堂伴随着晨钟暮鼓,吸引了无数的信徒与游客,在民国年间成为南京最著名的佛教圣地之一。在抗战期间,毗卢寺也像南京城一样,蒙受了灾难与耻辱,同时也曾燃烧起抗日的火焰。     

廖耀湘南京报恩始末

1968年12月2日,著名的抗日爱国将领、全国政协第四届委员廖耀湘先生因心脏病突发在北京辞世。当时,正值"文革"高潮。日理万机,事务繁忙的周总理闻知此事,还是指示秘书前往政协了解有关情况,怎奈政协大院贴满了大字报和标语,根本无人上班。廖的家人只得将丧事从简。1980年5月,党中央、国务院和全国政协垂念追悼,将廖耀湘的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香港大营救”始末

这是一场堪称史无前例的营救行动,是中国共产党创造的历史奇迹。这次行动遍布十余个省市,行程上万里,历时二百余天,涉及八百多人,没有出现一次重大事故,更无人遇险牺牲。作家茅盾称这次营救为“抗战以来(简直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