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应星:六考六败的明朝科学家

正宋应星(1587—约1666年),字长庚,明末著名科学家,祖籍江西奉新。一生穷困潦倒,六次科考失利,后任江西分宜教谕,福建汀州推官,安徽亳州知州。明亡后弃官归里,终老于乡。他在分宜教谕任内著成《天工开物》一书,为世界上第一部关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综合性著作,有外国学者称之为"中国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一、艰难的科举之路宋应星的曾祖父宋景为明朝嘉靖年间重臣,曾任刑部侍郎、工部尚书、吏部尚书、兵部     

隐语的秘密与魅力

正所谓隐语,说白了就是行话。从官场、科场,到市井各行,乃至于江湖,都有流行于圈子内的行话,大多不为外人所知晓,有时甚至带有黑话的性质,又当属于江湖切口。一个人若是凭借着自己所掌握的隐语或歇后语,专门用来欺骗他人,这在清代安徽当涂县的方言中也有专门的称呼,称为"打坎子"。明清两代的江南,乡民言谈,时有"来三"之语。虽说这是常语,当地人耳熟能详,且知其用义,但实在不晓源出何典。又明代小说《金瓶梅》中,也涉及不少隐语。其流行的注本     

回眸中国古代地方政治的贪腐与黑暗

以马克思主义对等级授职制批判为指导,分五个方面对古代地方政治的主流予以回顾和总结。强调历朝历代地方政治的贪腐与黑暗,简直就是在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这个模子非它,就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等级授职制,各种贪腐与黑暗的遗传密码正是在这个模子里得到了世世代代的传承和发扬。研究中国古代地方政治,正是为了将古代地方政治制度史,写成活的地方政治制度史。在一般情况下,信息传递对地方政治的好坏,其作用是相当次要的。     

再论唐代的使职和职事官——李建墓碑墓志的启示

本文认为：在唐代,举凡没有官品的实职官位,都是使职,如史馆史宫、知制诰等。由於没有官品,使职常以“他官充某职”的方式来委任。使职的特徵,主要有三：（一）使职与掌权者之间有一种信任,有一定的“私”关系;（二）使职的权力和享有的好处,远多於类似职位的职事官,以致职事官以为使职“侵夺”了职事官原本的权益;（三）使职常不载於正...     

试论唐英与烧造瓷器章程的制定

唐英自清雍正六年奉命赴景德镇官窑烧造瓷器,乾隆初年被任命为官窑的督窑官,直至乾隆二十一年离任,先后榷陶20余年。期间他对官窑的管理进行了两次重要改革,规范了次色瓷器的管理,改变了官窑经费的取向,为制定《奏为议定烧造瓷器章程》奠定了基础。     

华中国策会社集团与战时日本对华中通货政策

在日本军政当局的庇护下,华中沦陷区内形成了一个资本雄厚、规模庞大的国策会社集团。华中国策会社集团是日本对华货币战的重要协助者,法币需给调节基金的设立与运作则是该角色的具体表现。面对日本军政当局的指令,国策会社集团长期以来在使用军票还是法币问题上游移不定,反映企业在货币选择上的“折衷主义”与“利益至上原则”。面对日本对华...     

谈西汉的“东织染官”印

本文校正了西汉的"东织寝官"印的释文,并依据传世文献对"东织染官"的职能、地位做出新的探讨。     

编年史与晋宋官修史运作

官修史运作是一个反复编纂的过程,魏晋南北朝时期官修史发展的重要方面是运作环节的增加,这有助于保障从原始资料到官修史书的顺利转化。东晋南朝,编年史在官修史运作中影响明显增加。东晋一代有官方编纂编年体国史的惯例,例如干宝、孙盛、徐广、王韶之的编年体晋史著作。东晋末与刘宋的官修史一脉相承,将晋宋的官修史连续起来观察,可以了解编年史如何在官修史运作中发挥作用,并理解东晋初干宝针对编年体晋史的主张如何影响了后代的官修正史。     

叶家山邓监簋铭文考释——兼及周初的监官制度

本文对湖北叶家山 M107 出土的方座铜簋铭文进行了重新释读,认为铭文首字当释作“■ ”,即“邓国”之“邓”,并在此基础上对“邓监”以及周初的监官制度作了一定的讨论。     

明代漕运监兑官制初探

监兑官制的出现根源于明代漕运制度变迁过程中"兑运法"的施行,并于成化年间"改兑"后趋于定制。"监兑"即监督军民之间的漕粮交兑过程,一般由户部每年选差五名本部主事或员外郎充任,分派山东、河南、浙江、江西、湖广和南直隶六大有漕省区。总体看来,有明一代的监兑制一直在户部外差与归并地方粮道之间摇摆不定。其屡遭裁、并的根本原因,除收受贿赂、滥用职权等腐败现象外,当归因于晚明户部监兑官在监兑漕粮本职之外,增加了兼催地方钱粮逋赋的职能,以致同地方税粮征解体系间形成了一种难以调和的博弈关系。明清鼎革之后,清廷吸取明代经验教训,使监兑官完全规制于地方,而不再具有户部外差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