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钦定的43名国民党战犯的最后结局（一）

1948年12月25日,新华社发布了43名国民党战犯的名单,这一名单基本上囊括了当时国民党政府党政军大员。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尘埃落定,从第一个死去的戴季陶,到最后一个离世的宋美龄,这43名战犯的人生发生了哪些变化,他们的最终结局是怎样的呢？     

戴季陶的身后事

戴季陶,浙江吴兴人。早年参加同盟会。曾发表《国民革命与国民党》等文章,歪曲孙中山学说的革命内容,反对共产党和工农运动,为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制造舆论。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考试院院长、国史馆馆长等职。本文第一节,笔者援引了1949年国民政府《中央社》及《新新新闻》对于戴季陶丧事办理的相关报道,可作为读者了解这一情况的参考。     

戴季陶赴甘孜祭奠班禅始末

据有关知情人透露和档案史料记载,戴季陶曾护送班禅回藏,后因班禅圆寂,他又毛遂自荐,抢到一个赴甘孜祭奠班禅的美差。这其中发生了什么？话得从头说起。     

鲍罗廷与整理党务决议案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随着国民革命运动的发展,国民党内左、中、右的分化更加明显,形成了以蒋介石、戴季陶为代表的新右派,他们组织各种派别活动,攻击中国共产党,反对孙中山制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1925年夏,国民党右派“理论家”戴季陶公开发表《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孙主义哲学的基础》等小册子,攻击马克思主义,反时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强调团体的独占性、排它性,这些小册子成为国民党右派反共的思想武器;1925年8月国民党右派在广州     

戴季陶1925—1926年间致胡汉民等几封信

戴季陶（1891年-1949年）,祖籍浙江吴兴,初名良弼,后改名传贤,字季陶,别号天仇。他早年留学日本,参加中国同盟会,1924年1月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执会常务委员,任宣传部长等职。1924年底随孙中山北上,不久南返。孙中山逝世后,戴季陶在北京、广州、上海等地到处演讲,并在上海设立“季陶办事处”,专心著述,反对阶级斗争与国共合作。1925年6、7月间,戴相继撰写了《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两本小册子,提出一套完整的理论,对中国共产党、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与工农运动进行攻击,被称为“戴季陶主义”。戴季陶主义曾广泛传播,对国民革命的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遭到瞿秋白等共产党人的严厉批评,进步的国民党人也予以抵制。1926年初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戴季陶仍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但其与西山会议派的暧昧关系受到大会批评。同年10月,戴受命主持中山大学校政。 美国哈佛大学哈佛一燕京图书馆所藏“胡汉民往来函电稿”中,收有戴季陶1926年前后与胡汉民等人的若干通信,较详细地叙述其写作《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等书的动机与经过,也涉及到“廖仲恺案”、国民党地方党务、戴季陶与胡汉民的关系等。现辑录于下,以有助于读者全面了解戴季陶的生平与思想、“戴季陶主义”的形成过程及当时国民党上层人物间的关系。另有同时期汪精卫、邵元冲分别致胡汉民的信,与此主题有关,一并附收于后。 原件无标点,无标题,顺序由辑注者编排。     

邹鲁、谢持在傅公祠的活动——《西园史溯》人物续志之四、五

邹鲁、谢持其人欲知邹鲁、谢持是什么人,先要知道西山会议派的始末。1925年11月28日,国民党右派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召开所谓“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当时,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谢持、邹鲁、林森、居正、石青阳、石瑛、覃振、戴季陶、沈定一、邵元冲、叶楚伦、张继和候补     

戴季陶政治思想论

现代中国的思想家中,以主义名者似有两位：一位是孙中山,另一位就是以孙中山信徒自称的戴季陶。戴氏一生的思想具有鲜明的阶段性。辛亥革命前戴季陶的政治观点是比较模糊的,倾向于君主立宪;辛亥以后他的思想开始向民主共和思想转变,成为民主主义革命先行者利、中山身边的一名近卫战士;五四时期,戴季陶积极阐扬正在转变期中进步国民党人的思想观点,对五四运动、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都有一定的认识;大革命时期,戴极力鼓吹三民主义的“国民革命”观,以建立“纯正的三民主义”为名,出笼了臭名昭著的戴季陶主义：大革命以后戴氏积极推行和贩卖封建的法西斯主义理论,在现代中国社会起了非常消极的影响。     

论五四前戴季陶的对日外交观

五四前,戴季陶屡屡撰文,评析中日外交时局,深刻地揭露了日本侵华行径、政策、手段和实质;大胆地提出一系列挽救时局的对日外交政策,即主张“联美制日”、“武力救国”、“殖产救国”,以及在中日平等、自由、互助基础上的“中日亲善”等。同时,戴氏对日外交方针又表现出异常消极软弱,曾影响孙中山谋求日本的援助;后继续延伸发展,直至影响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的对日外交政策。但是,反对日本侵略是五四前戴季陶对日外交观的主流。     

关于孙中山“三大政策”概念的形成及提出

在孙中山作和国民党“一大”件中,确实没有“三大政策”这一概念,但是,这一概念所包括的三个方面的内容又确实都来源于孙中山,是在特定环境下,从特定角度对于孙中山晚年思想和主张的一个比较精炼的概括。一个哲人的身后常常有无尽的关于这一哲人的争论。“三大政策”概念的提出,发端于对戴季陶主义和西山会议派的批判。它有一个长达一年有余的熔铸、提炼过程,在此期间,跨党的中共党员沈雁冰、施存统、陈独秀、周恩来,国民党左派柳亚子等人,以及国民党上海左派组织、黄埔左派学生、中共广东区委、中共中央等都发挥过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