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地区两晋墓葬发掘与研究

20世纪50年代以来,宁波地区两晋墓葬发掘已不下百座,通过对这些墓葬的分布状况、形制结构、营造方式、纪年铭刻、随葬器物、装饰风格等的分析,反映出该地区两晋墓葬的特点以及流行的丧葬习俗。     

东汉镇墓文考述

镇墓文是指东汉中后期出现的用朱砂写在镇墓陶瓶陶罐上的解殃文辞,目的主要是为世上生人除殃祈福,为地下死者解适祛过,免再受罚作之苦;同时也是为了隔绝死者与其在世亲人的关系,使之不得侵扰牵连生人。对东汉镇墓文的数量、著录、内容、功能、书体及其与早期道教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考察。     

郑州市南阳路家世界购物广场战国墓葬发掘简报

2003年10-12月,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配合基本建设,在郑州市南阳路家世界购物广场工程区发掘一批战国墓葬,出土大量随葬器物,以陶器为主,其年代为战国中、晚期。     

荆门市麻城镇斗笠岗南朝墓发掘简报

荆门麻城镇斗笠岗墓地发掘了七座南朝砖墓,均早期遭破坏,但墓葬形制仍较清晰,具有较强的地方特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此批墓葬的墓砖种类繁多,纹饰丰富。这批墓葬的发掘,丰富了该地区的文化面貌。     

战国秦汉简帛研究的一部力作——读《出土简帛文字丛考》

近几十年来,一批又一批战国秦汉简帛在地下沉睡两千余载之后,重新面世,蔚成了中国出土文献领域的奇观。这些发现,理所当然地引起海内外众多学者的高度关注和积极研究。刘钊教授的新著《出土简帛文字丛考》(以下简称《丛考》),就是他在十多年间相关研究成果的结集。全书分四章,依次是“楚简帛文字考释”、“秦简文字考释”、“汉简帛文字考释”     

车马心结与礼制安排：海昏侯刘贺墓出土车马及器物问题探微

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车马及器物不仅是礼制的重要载体,也是墓主的心结所在。由于身份的尴尬及低调避祸的需要,这些器物未必都能加以实际使用,由此呈现出私人性的特点。而当它们以拆车葬的形式随葬于地下之时,则不仅是对于生器的功能消解,也在绝望的心境中,埋葬了再次车马之盛的诸侯王之梦。随葬车马坑出现统一的“驷马安车”车制,展现了出行时的状况,也是当时政治态势下的一种避祸选择。墓室中的车马器以明器模式出现,则与车马坑中的器物有着不同的功能性质。     

殷墟孝民屯遗址商墓随葬动物再研究

本文在讨论商墓随葬动物的不同分类方法及其得失的基础上,对殷墟孝民屯遗址商墓随葬动物进行了分类,并探讨了不同分类的随葬动物性质。本文重新梳理了墓葬不同类别犬牲的年龄,发现如果在腰坑和填土等非腰坑位置均随葬狗,会在可供选择的狗中挑选年龄更小的放置在腰坑中,但腰坑、墓葬的填土等非腰坑位置随葬的狗以及颈系铜铃的狗牲均以未成年个体为主,成年个体的比例并不高,因此根据是否颈系铜铃与死亡年龄将腰坑和填土中随葬的狗的性质和功用截然区分开来,证据并不充足。对孝民屯晚商墓葬二层台等位置随葬不完整动物的牲体选择的分析,发现商文化的丧葬礼制中当存在牲体礼,而牲体的选择也有其背后的礼制渊源。通过讨论古代墓葬用牲研究的方法,本文进一步提出结合动物考古的鉴定研究与考古背景、历史文献的“文化信息”的分析,对孝民屯等商墓或商系墓葬随葬动物或墓葬用牲进行个案分析或综合研究,是商文化乃至商周、古代丧葬用牲礼俗研究深入的重要基础。     

上马墓地M13铜器群研究

春秋中期,青铜器风格发生了一次较大的转变。本文将这一阶段的代表性铜器墓——上马墓地M13独立讨论,通过分析墓中出土34件青铜礼乐器的形制、纹饰及组合特征,结合相关资料,进一步细致明确地论证该墓年代在春秋中晚期。在此基础上观察到春秋中期的铜器在器类、形制、纹饰、工艺、区域特征这些方面都发生了改变,也有助于理解从春秋早期统一风格到晚期列国风格的转变。     

福建宋墓出土瓷器研究——以青白瓷为中心

过往学界对福建宋代陶瓷器研究,较关注于当地窑业与外销瓷的流动状况。本文则主要对福建宋墓出土陶瓷器进行考察,进一步分析当地居民对瓷器的色彩选择倾向,并特别关注青白瓷在器物组合中所扮演的角色。     

霍去病墓雕刻原境初探

长久以来,霍去病墓雕刻由于自然或人为原因被多次移位,其原始位置至今未得以确认。墓葬雕刻原境信息的缺失,是导致现有研究受限的主要原因。本文利用早期调查报告与近年的考古勘探资料,结合实地考察,对雕刻原始布局进行初步复原,探究雕刻与封土、周边环境的空间关系及雕刻间的组合关系,并讨论其意义,试图重构其历史情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