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辛文化晚期至大汶口文化早期生业模式初探——山东定陶何楼遗址浮选出土植物遗存分析

北辛文化晚期至大汶口文化早期遗址主要分布在鲁中南的汶、泗河流域,并散见于山东其他地区,这一阶段是中国北方地区旱作农业发展,农业社会建立的关键时期。本文通过系统的植物考古浮选法,在山东定陶何楼遗址采集、分析了31份浮选样品,共获得1073粒(颗)炭化植物种子,包括黍、粟、大豆、小麦四种炭化农作物,其他可鉴定的非农作物炭化植物遗存还包括狗尾草,豆科的胡枝子、草木樨、藜、桑树子、芡实等。北辛晚期至大汶口文化早期遗址生业模式中,黍粟类旱作农业作物基本都是最为重要的农作物资源,其中又以黍为主导,稻米在大部分遗址中都有发现,说明其存在一定的普遍性,大豆只在少数遗址中已经出现。这一时期果壳类植物遗存的发现相当普遍,其中何楼遗址出土的以芡实为代表的野生植物遗存最为突出,显示出采集类经济模式在北辛晚期至大汶口早期生业结构中的重要地位。这一时期本区域并未形成同一时期中原地区庙底沟文化成熟的旱作农业体系,相对粗放且产量较低的黍依旧是最重要的农作物资源,一些遗址中采集类植物资源仍占有较大比重。此外,大汶口文化早期内部在不同区域也存在不一致的生业经济结构,更多地反映了遗址周边小环境而非文化本身对于生业模式的影响。     

广东广宁龙嘴岗战国墓地2010年的发掘

龙嘴岗位于广东省肇庆市广宁县南街镇城南村,为一处地势狭陡的山前侵蚀台地,呈东北—西南走向,相对高度约30米,西距北江支流绥江约2千米(图一)。龙嘴岗墓地曾于1995年、1996年[1]和2005年[2]进行过三次发掘,     

《战国纵横家书》“頳”字考

<战国纵横家书·麛皮对邯郸君章>中有一字原释文中误释,致使部分文义晦涩难懂.今从字形分析入手,佐以历史典籍,结合整体文义,将该字释为"頳",并对相关文句作出解释.     

先秦儒家让贤观念的推陈出新及其双重维度

西周春秋时期的公子让贤,是在官爵世袭的制度安排下作为世族推举执政大臣的一种补充而得到提倡。先秦儒家则开始在抽离世族繁盛的背景下弘扬贤能居位的理想,将贤的对象从世族内部扩展到社会各阶层当中。推贤让能与贤能治国的政治理想相关联,与礼贤、举贤的观念结合在一起,此外还兴起了更具理想色彩的至礼不让的观念。两者构成了儒家关于贤能居位之政治理想的两个进路,但后者由于将政治结构看成了一个封闭的、静态的结构,终因不符政治生活实际、缺乏思想回应而吸纳于前者之中。     

六朝至北宋巴东县城的初步研究

本文根据2002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的“湖北巴东旧县坪遗址”发掘资料,初步探讨了六朝至北宋巴东城市布局、仓廪与信仰方面的状况。作为三峡地区首次发现的完整的唐宋时期县城遗址,其发掘证实了同期巴东县在县治规模、仓储建设、信仰变迁等方面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厘清了以往的相关歧见,并弥补了传世文献的阙如。     

早期蜀文化和汉水上游地区青铜文化的关系

早期蜀文化分布在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四川盆地西部地区,包括了三星堆文化和十二桥文化两个阶段,年代相当于商代、西周、春秋。这是相对晚期蜀文化而言,晚期蜀文化指相当于战国、秦至西汉初年。     

黄河故道的形成及其文化遗产

<正>一.黄河下游河道的历史变迁据史料记载与《黄河志》的统计,历史上,黄河决口泛滥约1500次,其中较大的改道二三十次,重大改道有六次。第一次重大改道:在上古时期,黄河在下游"播为九河",分多股入渤海。春秋战国至西汉末黄河一直保持一定河形,史称为"大河故渎",或"王莽河""王莽故渎"。战国中期黄河下游大规模筑堤固定下来的河道汉志河,结束了多股分流局面。汉志河走向:古宿胥口(今河南浚县)-今濮阳西南—今馆陶县东北-     

河南南阳李八庙春秋楚墓清理简报

2004年,在河南南阳市李八庙发现了一座春秋中晚期墓。此墓为小型竖穴土坑墓,出土了一批铜器,其中铜礼器有7件,包括鼎、浴缶、甗、盘、匝和盏。铜鼎M1:1上的铭文自称"番子",发掘者推测"番子"并非此墓的主人,应是番国的国君,墓主人是楚国贵族。此鼎可能是番国国君赠予墓主人的礼物,也可能是战利品。番子鼎的发现为研究古代番国的历史和地理位置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浙江宁波江北慈城古县城东南段城墙发掘简报

<正>慈城古县城位于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内(图一),原为唐代至解放初期的慈溪县治所在。2011年11月21日至2012年4月29日,为配合慈城古县城整体保护开发,受慈城古县城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委托,并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解放以后始被完全拆除的慈城古县城东南段城墙进行了局部清理发掘。现将有关发掘情况作一简要报告。一、概况本次发掘旨在探明慈城古县城东南段城墙的位置、走向、     

五代至元西安城垣范围及建制特点

本文在占有详实资料和实地考察的基础上,运用城市历史地理学方法,分析了五代至元时期与西安城(新城)督建者韩建有关的两个问题,探讨了此时期西安城的城垣范围及其建制特点,并揭示出西安城城墙、城门和城角的具体特征,从而全面地揭示了五代至元西安城垣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