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志愿军与新青年

我第一次到台湾是在1998年,2004年春夏之交,又应邀访问一个月。其间,乘火车南下,单身一人从台北到花莲、台东、台南、屏东、苗栗等地旅行一周。每到一地,就会有一位当地朋友按预先的约定,到火车站接我,带我领略当地的风土人情。第二天,我再继续乘火车南行。下一站又有一位新朋友应约在车站等候我。于是新一天的旅程又开始了。这些都是我的一位热心的台北朋友C先生的精心安排。我于是享受到了一个漂泊者的感受,每天用笔记本电脑把当天的新鲜见闻记下。2006年底又去了第三次,也是每天写下旅行日记。两份日记总共约有十万字之长。     

金毓黻与南北学风的分合

中国近代学术界的学分南北,在后来主流的叙述中,隐然成为新旧的同义词,并有连续的人脉关系,化作成见与心结,继续操控学界的动向。实则南北各有新旧,一般学人也不作此是彼非,壁垒森严的划线。出身北京大学而非新文化派的金毓黻,凭借1920年代下半期尤其是迁都以来的南北学界对流之风,入主南派大本营的中央大学历史学系。因应国内外学风转移,以及个人阅历学识的增长,其观念与人事均主张融会贯通,捐弃各执一偏的极端,回归学术的大道本原。     

新县制“政教合一”的演进和背景

新县制中的政教合一,先后经历了政教合长、政教分长、政教相连的演进、冲突和调整。其中的焦点是政教合长中的一人兼三长,是以乡镇保长为主体、以校长为兼职,还是以校长为主体、以乡镇保长为兼职的人事冲突。这在主观上与政教两界,包括掌控教育、内政两部的CC派与新政学系利益博弈相关,客观上则受经济水平以及社会综合与分工矛盾的制约,不宜简单以加强思想统制进行否定。这些一波三折的纠葛,揭示了理论上不成问题的政教关系,在近代中国的特定境遇下和实际运作中,大成问题的复杂面相。     

与日本右翼人士对话

在日本有那么一些人,他们认为大和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种族,他们尊崇天皇为至高无上的现世神,他们对日本的侵略罪行概不认帐,说东京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不公正,南京大屠杀是最大的谎言,还经常派人爬上中国领土钓鱼岛滋事,他们主张修改战后日本宪法,复活军国主义和拥有核武器,等等.这些人通常被称为右翼人士,他们的组织被称为右翼团体.有资料说,在日本这样的团体有近千个,每个团体有成员几十、几百至以千计不等.     

明清“集锦墨”

“集锦墨”始现于明嘉靖,鼎盛于清康熙,历经300余年而不衰。其佳作用料上乘,工艺精湛,装饰华美,形式繁多,集实用与装饰为一体,反映出明清制墨工艺的成就。     

张爱萍将军澄清一则关于红军的谣传

2001年10月,我奉命参加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代表团出访欧洲,走了四个国家。我在芬兰、德国等地,发现二战历史和战后欧洲历史被歪曲得很厉害,一切都是“共产党不对”。我联想起在国内,也有一些诽谤、诬蔑共产党和红军的谣传,长期未能得到澄清。如关于“红军长征到贵州茅台时,战士在茅台酒厂的酿酒池里洗脏脚”这个影响恶劣、传播甚广的谣言,解放几十年来从未有人公开予以澄清。我想我们这一代人活着时不澄清这些谣言,将来会像今日欧洲那样,把谣言当真事。     

战与和的变奏——重庆谈判至政协会议期间的中国时局演变

重庆谈判至政协会议期间的中国时局演变,反映出战后中国面临的最重要问题,即战争还是和平,这是国人关注的主题。也是各种政治力量争执的焦点。国共两党虽然经过重庆谈判签订了“双十协定”,但由于并未解决军队和地盘这两个根本问题,因此仍然因为实际利益之争而发生了大规模武装冲突。其后,由于军事较量的相持,更由于外部环境的变化。国共实现了停战,并召开政协,讨论战后中国问题。但是国共停战的实现,缺少真正的内在动因。因此,在外部压力下实现的停战,其延续的环境十分脆弱。国共两党最终仍回复于战争,某些暂时的妥协只能是一时的“迂回”。并不妨碍双方实现其基本方针的决心与努力。在这样的形势下,所谓战与和的变奏,和不过是插曲。战才是主旋律。     

评《新加坡华人的祖先崇拜与宗乡社群整合--以战后三十年广惠肇碧山亭为例》

近年来对东南亚华人社会的本土研究已引起了越来越多学者的重视 ,曾玲、庄英章合著《新加坡华人的祖先崇拜与宗乡社群整合———以战后三十年广惠肇碧山亭为例》 (台北 :唐山出版社 ,2 0 0 0年 ,3 0 5页 )可视为这一研究趋势的重要代表作。曾玲博士原为厦门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对明清经济史有颇深的造诣。 1 994年移居新加坡之后 ,她先后任职于新加坡历史博物馆、南洋理工大学和华裔馆 ,目前又返回厦大执教。庄英章教授为台湾著名人类学家 ,曾任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所长 ,专长于闽台的家族社会与移民组织的探讨。虽然两位作者最初的学术背…     

南京大屠杀中的日军屠杀令研究

65年前日军攻占南京后对中国俘虏进行了大规模的屠戮 ,这一暴行出自日军高层的命令 ,还是基层部队的自发行为 ?由于现存材料残缺不全 ,给认识这一问题带来了困难 ,日本虚构派也因此否认屠杀出自自上而下的命令。但通过对今存的日军组织和官兵个人记录的钩稽梳理 ,可以证明中岛今朝吾、山田二日记和第六十六联队第一大队战斗详报中的有关记录 ,就是屠杀命令的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