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陵铜车马埋藏与“铜车马坑”性质初探

秦陵铜车马是继兵马俑之后又一重大考古新发现,三十多年来,对于“铜车马坑”的性质问题,一直没有解决。本文根据铜车马的埋藏,以敏锐的目光,指出铜车马的埋藏打破了已经回填了的排水渠,进而通过古代丧葬礼制和陵寝制度的研究,经过学术论证,首次提出了铜车马属于祭品,铜车马坑的性质属于“祭祀坑”的最新观点,见解独到且全新,是学界关于解决铜车马坑性质这一重大的学术问题的首篇论文。并为而后秦汉陵墓“陪葬坑”、“从葬坑”、“祭祀坑”的设置、发掘和研究提供了参考和借鉴,这也是笔者把学术研究方向和重点由秦俑研究转移到秦陵研究的一项重要研究成果     

浅论洼刘西周墓暨“举父丁”鼎

本文对郑州市洼刘遗址发掘的一座西周贵族墓及墓中出土的"举父丁"鼎进行了探讨,结合管国的历史状况,对"举父丁"鼎的年代与"举"族进行了分析,推断该墓主人为商代遗民,可能是舌族的成员,且与"举"族有密切联系,这对研究"举"族的历史演变具有重要意义。     

司母戊鼎的X光检测及其铸造工艺

作者对司母戊鼎的宏观结构、微观组织、表面锈蚀、化学成份及尺寸、重量等进行了全面的检测分析,指出事先的精密设计是司母戊鼎得以成功铸造的关键。     

膳夫山鼎年代再议

膳夫山鼎是解放前出土于陕西省扶风县北岐山一带的一件西周铜器,因为该鼎铭文所载历日、年、月、月相俱全,且为长篇铭文,因而其确切年代归属问题就成为学术界迄今争论不休的一个话题。本文结合各位学界先贤的意见,从膳夫山鼎的形制、铭文书体、铭文内容中关于“膳夫”这一官职的演变、西周礼仪制度的演变诸方面入手,和同时代的器物作类比,并结合文献资料,从而判定膳夫山鼎当属于周宣王时期器物。     

日本东京书道博物馆藏《鼎帖》考

《鼎帖》原刻久佚,存世拓本甚为罕见。南宋至民国各类文献中,对此帖多有记载。关于此帖刊刻的内容,最主要的文献依据是宋曾宏父《石刻铺叙》中所录简目。本文通过梳理文献,在理清此帖拓本源流的同时,对日本东京书道博物馆藏宋拓《鼎帖》帖目进行初步考证。     

柞伯鼎铭文补释及其年代再考

柞伯鼎铭文中的“共”当读为“供”,意为以下奉上、供其职事,引申为辅佐、有所奉献。“用昏无殳”的“殳”当为动词,即“以杸殊人”,是说昏国在南方以殳这种兵器为害一方,即蛮横用兵、侵扰边境,“无殳”一词和多友鼎中的“放（方）兴”、应侯视工鼎中的“非良”意思近同,近出铜器兒方彝铭文也证明了这一点,而“广伐南国”的主语是“昏”,并不指周公南征。铭文中的“蔡侯”当为传世文献中的“蔡武侯”,这为确定器物年代提供了重要线索。综合分析柞伯鼎的器型纹饰、字体、人物关系以及相关历史背景,将其年代定在西周晚期的厉王时期较为合适。通过对相关铭文体例和文献的分析,并不能排除周公南征的可能,铭文内容仍隐约透露周公曾南征的事迹。     

海昏侯墓出土“籍田鼎”的性质与年代

“籍田鼎”与海昏侯墓所出酎金均用于宗庙祭祀,为西汉皇家举行籍田礼之礼器。根据“籍田鼎”的器型特征、铭文格式及相关文献记载,可知其虽为昌邑国所制造,却并非用于该国,而是昌邑国用以上供却不被接受的宗庙礼器,也是墓主复杂多舛的人生经历之见证。“籍田鼎”的制造年代下限并非刘贺受封海昏侯之前,而是在除国并郡之前。通过对同出的“昌邑铜器”纪年与文献记载籍田礼举行时间进行比对后,可以将其制造时间进一步推测为汉昭帝始元元年（前86年）。     

柞伯鼎与西周晚期周和东国淮夷的战争

新近公布的柞伯鼎铭文,提到了虢仲与“昏”地。铭文中的这场战争,应是西周晚期周与东国淮夷的战争;“昏”地在山东,不在南国。     

杭州湖墅路出土的两件西周青铜器

1957年,杭州湖墅路出土了两件青铜器,分别为簋与鼎,年代皆在西周中晚期。两件青铜器的特征明确,为我们研究周代吴越青铜器的造型、纹饰、工艺等提供了实物资料,具有一定的价值。     

四川博物院藏珍稀曶鼎铭文拓本赏析

曶鼎,西周懿王元年重器,清中期被毁,其铭文是研究西周社会奴隶交换、土地制度及贵族之间讼事的重要史料。四川博物院收藏的《曶鼎铭文》未剔本,对研究铭文拓本,以及清中晚期金石学家之间的学术活动具有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