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自编年谱的成书时间及相关问题

关于康有为自编年谱成书的时间,学界通常认为撰写于1899年初,康氏自己还有起稿于乙未（1895年）的说法。通过研究与分析,可以认为,所谓从乙未年开始撰写年谱的说法应不可靠;年谱的主体内容撰写于1899年初,大致无疑问,但需要说明的是,此后康氏对年谱仍有修订和增删,将其视为康逝世前定稿,可能更为合理一些。把年谱看作1927年时康氏内心世界与思想状态的反映,应该是相对准确的。定位于此,更易于把握该年谱的史料价值。     

荻生徂徕与《政谈》

据日本的《国书总目录》记载,1859年(安政六年)《政谈》的刻本在该书已知的刊行年代中应该属于最早的。但是在多种手抄本中,最早的可以上溯到18世纪中期的宝历年间(1751~1763),在内阁文库所藏的书中有“宝历九年巳卯初春写之”字样。由此推断,《政谈》的手抄本最早是在1759年—     

《商君书》的成书与命名考辨

关于《商君书》的编成时间、编者及命名等问题一直存在争议。本文认为它的成书上限应为前260年,而下限则难以断定;编者当为商鞅后学或商鞅学派无疑,后又经刘向手校,编定为二十九篇。它最初应无名,至刘向校定,始以《商君》为其书名,后又变为《商君书》、《商子》。     

高邮市卫生志出版县水利志通过评审

日前,《高邮市卫生志》由中国工商出版社出版。该志从1985年始编《高邮县志·卫生篇》至2006年付梓出版,断续编修21个寒暑。先后五次组建编纂班子、八易其稿,历经艰辛,力求完善,编修人员作出极大努力,付出辛勤劳动,亦经三级专业评审、精心修改,终于成书出版。[第一段]     

旧方志整理工作的新成果——读重刊乾隆《直隶绵州志》

乾隆《直隶绵州志》是现在人们所能见到的绵阳市最早的一部州志,乾隆三年(1738年)由翰林院庶吉士、新任绵州知州屠用谦“纂集成书”。这部志书因年代较早,印数不多,传世稀少,现在读已经很难一睹全貌。     

《山海经》图像的真正研究--评《古本山海经图说》

自古以来,《山海经》一直被看做是讲怪力乱神的异端书籍。反过来也可以说,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典籍中,这是一部具有独特价值的书。由于其内容庞杂,一直以来很难完整地把握它;再者,不但其作者不详,而且成书的时代和背景也不清楚;等等具有很多问题。     

续志宜用类目体

目前,许多地方正在着手续志的编修准备工作,自然要对首届修志进行回顾与反思。十多年来的修志实践,可以探讨的问题不少,一个普遍性的问题是志书的框架结构层次过多,致使记述的内容重复分散,也使成书过程漫长拖沓,直接影响到志书的现实价值。当今社会一日千里,地方志的编修也应与时俱进。对志书结构模式作适当改变和革新,无疑是提高续志质量,缩短成书周期的有效保证。对此,笔者提出一点浅见。     

《永乐大典》所辑《新安志》研究

《永乐大典》所收之《新安志》佚被辑录在《永乐大典方志辑佚》（2004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下称《辑佚》）一书中,因此书为辑佚之作,故未对《新安志》作过多的探究,目前也未有其他学对此志加以分析和研究.现存徽州府志中,宋代仅存淳熙二年（1175年）罗愿所修之《新安志》,明存三志,最早的一部是弘治十五年（1502年）编修的《徽州府志》.在这320年间虽几经修志,但原志均已亡佚,无法了解到原志的真实面貌,实为憾事.根据《永乐大典》成书时间,这部《新安志》应修于永乐六年之前,故对此志加以研究,发掘其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应该能够起到补阙的作用.鉴于此,笔对这部《新安志》作一初步探讨,并对有关问题作一分析和说明.     

《司马法》戌书及版本考述

《司马法》旧题“司马穰苴撰”，根据《史记》和《左传》的相关材料可以基本认定，司马穰苴是陈完的后裔，其军事生涯大约在周景王十三年（公元前532年）至周敬王三十年（公元前490年）之间的某一段时期，今本《司马法》5篇应该是齐威王时齐国大夫追述的古司马兵法和穰苴军事思想的混合体，它来自宋代刊定的《武经七书》，有三卷本和一卷本两个版本系统。     

朱权《太和正音谱》刍议

宁王朱权是明代著名的戏曲理论家。其代表作《太和正音谱》在强调戏曲政治教化功能的同时,还力图提升戏曲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该书虽有一些内容承袭前人,但也有较多创新之处,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