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季科举改章与停废科举

1905年清廷诏罢科举,是近代中国社会变化的一大重要转折.相关史实表明,戊戌(1898年)废八股、改试策论、开经济特科等科举改章措施,虽因政变而曲折反复,但确已在各类科举考试中得到贯彻,不同阶段改革程度虽有变化,却进展缓慢,利弊与前景也众说纷纭.如何创制出适合检验西学的新科举文体,并没有进一步可供采纳和验证的建议.在壬寅(1902年)后科举与学堂并存的两难抉择中,清朝君臣均痛感时不我待,急求速成以救亡图存,未能展示进一步更新前景的科举,最终被迫让位给同样还没有充分证明自身价值作用的学堂.因此,随着学堂发展不断暴露出问题,被清廷强制终结的科举,便不断产生翻案纠纷.     

康、袁交往与戊戌维新政治格局

康有为、袁世凯在戌戌维新运动的前期,即酝酿期,其思想和行动基本上是一致的。康有为频频上书皇帝的同时,袁世凯向光绪皇帝上了一个13000字的条陈,还向当国的翁同稣连连上了两个说帖。他们殷切希望朝廷迅速变法,挽救民族危机。这一时期。康、袁间的交往与合作是愉快的,他们思想及行动上的一致性,有利于维新运动的迅速开展。戊戌维新运动的后期,即实行期,在怎样变法的问题上,二人又有着明显的差异。在变法的力度和范围问题上,康有为主张大变、全变,并把政治改革作为变法的关键。袁世凯力主变法,变法范围限定在军事、经济等方面,反对政治改革。在变法的方法和步骤上,康有为主张由上而下,先从中央政府开始,凭借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威而雷厉风行。袁世凯则认为,变法应由下而上,先地方后中央。二人思想上的不同导致了行动上的分离,袁世凯早已从康有为变法阵营中游离出去。而康有为不察,不能不说是一大失误。对于袁世凯告密,我们在谴责他政治品格恶劣的同时,忽略了他和康有为思想上的差异。     

近代“中体西用”思想的蕴涵及其演变

在传统的学术观点中,“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被认为是洋务运动精神的集中表述,而实际上它并不只是洋务运动的产物,也不仅仅是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从“中体西用”的历史演变来看,它在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的涵蕴。     

叶德辉在近代中国的命运

在中国近代史上。叶德辉可算是一个著名人物。他既是著名学者,是藏书家和出版家,又是政治上一贯持保守立场的著名士绅．早年反对戊戌维新、辛亥革命。终于在暴风骤雨式的工农革命运动中遭到镇压。于1927年4月11日被枪决。     

南学会若干史实考辨

南学会曾被梁启超称誉为湖南“全省新政之命脉”,故历来颇获研究重视,凡论及维新时期学会组织之论,所有研究戊戌变法(尤其是湖南维新运动)及有关中国近代史之述,皆或多或少提及南学会;关于南学会之专,则有王尔敏《南学会》、汤志钧《论南学会》、卢智《戊戌维新时期的南学会》等。①然史学界迄今对南学会若干基本史实存有舛误,乃至以讹传讹。本依据南学会学长皮锡瑞之日记、《湘报》等原始资料,就南学会若干史实加以考辨。     

戊戌维新思潮与中国史学近代化

戊戌维新思潮对于促进中国史学近代化具有重要意义。进化史观的传播,打破了以往陈旧的历史观念,引进了西方先进的历史思想,开始了对中国历史的阶段性认识。戊戌维新思潮还引发了对旧史学弊端的批判,提倡重视“民史”,要求“史界革命”,以及对史学功能的初步认识。梁启超和夏曾佑分别成为这一时期史学近代化在思想理论和撰述实践上的突出代表。对外国历史的介绍和对西方史学理论方法的引入,也成为戊戌思潮大力传播西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前者的直接目的尽管是为了变法维新,但在客观上对突破单一的本国史研究有积极意义,而后者对于中国史学近代化具有直接的促进作用。     

戊戌维新时期的宪政思想及其实践

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发动并领导的戊戌维新运动是中国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后所进行的第一次制度变革尝试,其主旨是学习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维新派的制度变革主张包括非常丰富的内容,而制定宪法正是其中的主要内容之一,这也是他们较早期改良主义者更为成熟、更为进步的重要标志。不过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他们对宪法的实质还缺乏清醒、正确的认识,这决定了他们以“定宪法”为主要内容之一的制度变革实践不可能取得预期成功。     

保皇会港澳总局与勤王运动

庚子勤王运动中,保皇会设总局于港澳,在何东、何廷光等港澳人士的大力帮助下,利用地利之便,调度指挥筹款、聚人、购械、运械,并设法协调处理保皇会内部以及与港英当局、革命党人和其他维新人士的关系。为了担当重任,保皇会将众多骨干集中于港澳总局,分工合作,又不断加强充实人事安排。可惜康门弟子并非办事之能人,内部矛盾重重,关系错综复杂,先后实际总办者均不堪大任,令保皇会上下不能沟通配合,调度无方,指挥不灵。不仅坐失了勤王良机,而且为日后保皇会内部接连不断的矛盾冲突埋下伏线。     

戊戌期间梁启超对中国积贫积弱缘由之探索

梁启超在戊戌期间形成的一整套变法方案,源于其对于中国积贫积弱缘由的精深见解。通过认真总结洋务运动失败的教训,通过对中国人国民劣根性的反思,通过对清末管理制度、教育制度进行剖析,他认为：中国之弱“远者在数千百年以前,近者在数十年之内”。几千年的专制王权造成的国民劣根性,为所谓远者;缺乏中西会通的人才,为所谓近者。只有通过维新变法,才能从根本上将上述弊端革除,使中国能够迅速“雄冠于地球”,真正走上富强之路。     

康有为毁了戊戌变法？

传统观点,常把戊戌维新的失败,归咎于“顽固派”的阻挠。其实,在1898年,求变已是朝野内外一致的共识。康有为流亡海外后,不断宣扬“顽固派”绞杀了改革。确实,戊戌年朝野内外大多数官僚、士大夫都站在康有为的对立面,但需要澄清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些支持改革的人,不愿意支持康有为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