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方簋

方簋是青铜簋中形制罕有的一类,出土数量极少,未能引起学界的关注。而常见的簋的形制虽然多样,有无耳、双耳、三耳、四耳簋;有环耳、附耳、贯耳簋;有圈足、方座、三足或四足簋等,但都具有一个共性,即圆形的敞口、鼓腹、圈足。因此,彭裕商在《西周铜簋年代研究》一文中将其作为划分簋型式     

问出一片新天地——《穷人》教学新探

《穷人》是六年制小学语文第十二册的一篇经典老课文,文章的作者俄国文学巨匠列夫托尔斯泰。已是第三轮讲到这篇课文。我摒弃了以往逐段讲读,层层设问的教学方式,大胆创新,尝试让学生自己在读中问,问中读。然后根据课文内容,提炼出有价值的问题,引导学生在问中走向文本,     

试论作册般鼋与晚商射礼

中国国家博物馆近期收藏的青铜器作册般鼋上的铭文反映了商王进行射礼的事实,而不是记载普通的田猎。作册般鼋就是射礼的箭靶。晚商射礼与西周及后代的射礼中有一脉相承之处。     

深秋,走在托多克古驿道上

霜降之后,天气渐渐寒凉了,墙壁上爬山虎叶子已露出枯黄的颜色来,蓝色的鼠尾草,花茎早已承受不住秋风的几番扫荡,不顾形象地匍匐在地。眼前的这些景象,不由勾起人的秋思,但是,这样的秋天有些怅惘,秋的意味也太单薄了些,我一下子惦记起艾比湖秋景了。在这种刺激下,岂能安坐在书斋里?于是,10月底的一个早晨,     

董其昌《山水》册与《董范合参图》轴辨伪

上海博物馆藏董其昌《山水》册(共十开),为天启四年(1624)元旦所作,实并非董氏真迹。据考,该年四月董其昌才抵京。同时,该册对题均节录自董氏及明清书画著录著作与晚清文学笔记中,其第二开对题,与故宫博物院藏董氏癸酉(1633)夏五所作《董范合参图》轴题跋相同。再考《山水》册笔法,嫩弱飘浮,墨色平淡,与典型的董其昌风格相差甚远,更无其生拙秀逸之气;而《董范合参图》轴,用笔亦尖劲细碎,全幅墨气滞涩,艺术水准远不及故宫博物院藏董氏十二年前所作《仿古山水图》册,亦无法企及董氏卒前一年所作的《关山雪霁图》卷。可见,《山水》册和《董范合参图》轴非董氏本家之作。     

两周金文中的繁地与西周早期的东土经略

两周金文中的繁与繁阳,是全然不同的两个地名:繁为东土地名,似在今山东汶、泗之间,繁阳则为南土汝水流域地名,在今河南新蔡一带。甗铭文所记周王命令出使于繁,班簋铭文记录穆王令毛公掌管繁、蜀、巢诸地,均与西周早期王朝东土经略有关。汶水流域是中原王朝东拓的交通要地,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也是今人梳理商周东土拓殖史的要点之所在。     

献簋与商周时代的光氏

献簋又被称为"楷伯簋",历来研究多以该器铭文中的"楷伯"为重,而其中所记载的"献"并不为人熟知。文章以"献"为中心,结合甲骨文及考古材料,探讨"献"的身份及其部族源流,从而认识商代光族和殷遗民的相关历史,了解光族殷遗"献"从商人到周人转变过程中折射出的商周文化融合以及华夏民族不同分支之间的交流与融合情况。     

师道簋铭文新考

师道簋是内蒙古宁城县出土的一件西周时期重要青铜器,簋铭94字,反映了益公、师道与辛公的相关史事。通过金文历谱的计算,可以求得师道簋铭具体年代为"周夷王三年(前883年)二月初吉丁亥"。通过与"吴虎鼎""师晨鼎""繁卣"等器铭的对读,"道"与"辛公"等人的关系也得以体现。     

新见女性册命金文[女受]鼎及相关史实考论

新近刊布的[女受]鼎是一篇稀见的女性册命金文,其内容主要记载了西周时期两名女性贵族之间的一次改命,属于罕见的周代贵族女性职务性册命金文。与一般册命铭文书写不同的是,[女受]鼎中不见册命地点、史官、右者等册命礼仪的记载,更在篇首多出"退事于内宫"的特殊句式。[女受]鼎相关铭文特点不仅是早期册命金文的时代共性,也是女性贵族受命特殊性的反映。而"退事于内宫"句来源于铭辞中贵族女性"妫"对"[女受]"的褒奖之辞,妫称赞[女受]"唯汝聿型",即[女受]较好地效法了其先人的德行,[女受]因此在铭文篇首特意强调其在内宫之旧职。不唯如此,[女受]鼎的铭文书写还为周代贵族女性职务性册命提供了佐证,是一篇弥足珍贵的西周册命金文,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