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现南京大屠杀埋尸资料的重要价值

近年来,随着南京大屠杀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一批研究南京大屠杀埋尸的新史料陆续披露。新资料的发现,极大地改善了埋尸研究的资料状况和条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和价值。首先,一批新的慈善团体、伪政权掩埋尸体资料的披露,成为南京大屠杀暴行新的铁证,进一步击破了日本右翼势力否定南京大屠杀的谎言。其次,一些新资料揭示了慈善团体相互间,慈善团体与市民群体、国际组织及伪政权间埋尸活动的复杂交叉现象,通过对这种交叉现象的梳理,将使我们对南京大屠杀的实证,更加清晰和科学。再次,少数新资料还向学术界一些传统的理念提出了挑战,如崇善堂埋尸的起迄时间,以及太田寿男供词的可靠性等。这种挑战将直接影响到对南京大屠杀埋尸进程和数量的认知,因而也直接影响到对南京大屠杀规模的估量。     

收藏家杂志社 祝贺岑其先生《赣州·慈善画展》圆满成功

赣南的月光,在初秋的晚风中幽幽的眨着眼睛,她在千年前看着辛弃疾在赣江之畔吟唱,看着苏东坡在八镜台上怀古,看着一千年来的沧桑变幻,看着一千年之后的我是如何踏上这片非凡的土地。     

晚清闽南商人慈善家的兴起:以林瑞岗为中心

文章通过分析文献资料与田野调查相结合,以跨区域视角,考察晚清时期闽南著名慈善家林瑞岗。指出他与旅沪慈善家群体交游密切,曾参与华北义赈活动,并效仿江南模式,在家乡创办综合性善堂,其慈善事业呈现赈灾范围跨地域化、慈善机构自治化、筹募资金网络化、施善主体商人化等近代特征,凸显晚清闽南地方权力结构之转型。林瑞岗热衷慈善,除其个人特殊经历,秉承安海商人尚儒重义之风、深受江南慈善理念的影响外,还得益于官府的鼓励举措。晚清官府治理能力的衰落,海外侨商群体的崛起、交通、信息技术的革新,使林瑞岗实现由商至绅的转变,成为影响颇巨的职业慈善家。     

晚清教会医院慈善医疗演变述论

教会医院的慈善医疗是基督教在华慈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晚清特殊的社会背景下,教会医院的慈善医疗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19世纪30—60年代,教会医院作为基督教适应中国社会的产物,从一开始即进行免费的慈善医疗,其经费依赖于外国,医学传教士是慈善医疗的主体。19世纪70—90年代,有的教会医院继续实行免费的慈善医疗,有的教会医院在收费制度下进行不同形式的慈善医疗,中国人对教会医院的资助开始增加,一些中国人在慈善医疗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20世纪初,实行收费制度是教会医院的通行办法,教会医院在此情况下进行了不同形式的慈善医疗,来自中国的经费日益增加,中国人在慈善医疗中发挥的作用不断增强。上述变化不仅是教会医院适应中国社会的产物,也是中国人对其态度变化的结果。     

中国红十字会经费问题浅析(1912-1937)

中国红十字会主要的财源有三：捐款、会费、政府补助。其中捐款是该会最为重要的经费来源,因此为何募款及如何募款便成为该会在募捐时相当重视的议题。在募款的理念上,同胞爱、积功德乃至人道主义,都曾经被提及,民国初年积功德的诉求,似乎更为有效。会费则是另一个重要的财源。中国红十字会在支出方面,大致有灾难救济、医疗卫生、战地救护、国际救援、推动会务、投资理财等项。对投资理财的重视,是该会有别于传统慈善组织的特点,对于结余经费不再只是消极储蓄保值,而是积极投资以期蔟利．     

晚清省港民间慈善组织之比较

晚清民间慈善组织的兴起是当时全国一个十分普遍的社会现象,广州及与之相毗邻的香港亦不例外。从1869到20世纪初先后设立于广州的善堂至少有17家以上,其中包括清末民初闻名一时的广州九善堂,即爱育、方便、润生、崇正、广仁、述善、明善、惠行、广济。香港东华医院建成于1872年,以后逐年扩充,到19世纪末已发展成为拥有大量产业的大型民间机构。作为同一时期、同一经济圈内兴起的慈善组织,省港两地必然存在诸多共同之处,然而迥异的社会形态又使两地的慈善机构不可避免地存在许多差异之处。     

朱子桥整修法门寺塔

法门寺是唐代佛教名刹,位于扶风县北10公里的法门镇,明代在该寺院建起13级砖塔。1937年“七七事变”后。华北慈善会会长朱子桥等人来陕赈灾,目睹法门寺真身宝塔倾斜,寺院一片破败,即与上海实业家李组绅等商议修缮法门寺塔,经费由李组绅筹措。1938年进行准备,次年3月正式开工。维修工程由扶风县教养院院长崔献楼、工程师赵梦瑜负责具体实施。     

晚清时期的中国红十字会述论

中国红十字会的成立,是内因与外因互动、中西慈善化相互融合的结果。中国红十字会在清朝官方的重视和支持下,依靠一批热心慈善事业的中外善士,奉行一套完整、合理的运行机制,维持其自身的存在与发展。在晚清时期,中国红十字会以其所从事的各种慈善救护与赈济活动,发挥了重大的调节社会的作用。中国红十字会所开展的各种国际性交往,还促使清朝从封闭走向国际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