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干大洋洲遗存性质再探——以青铜器的情境分析为中心

新干大洋洲遗存性质的判断需要将其置于商代晚期南方青铜器群总体的“出土情境”与“文化情境”中考察。大洋洲青铜器在摆放、类别、毁器与涂朱以及祭祀性器具的有无等出土情境方面,与同时期墓葬随葬的青铜器有明显差异,却与同期南方祭祀坑出土青铜器有诸多相似之处。此外,大洋洲青铜器出土于河流旁边的沙洲,也与商代晚期南方青铜器主要出土于河川附近祭祀坑之情形一致。总的来看,新干大洋洲遗存具有明显的祭祀特征,很可能为祭祀坑。     

民国时期边疆政区的内地化——以磴口设县为例

今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所辖磴口县位于河套平原西部,地处西北农牧交错带,清代属阿拉善王爷的封地。由于该地便利的沿黄灌溉和黄河水运条件,晚清以来天主教会以此地为中心,通过开垦土地、修建灌渠、招徕陕甘等地汉族贫苦农民等方式,在磴口地区建立起天主教社会。发展至民国时期,伴随着汉族移民逐渐聚集,甘肃省及由甘肃分出的宁夏省都试图延续清政府“蒙人归旗、汉人归县”的以属人管理为原则的政策,将政治势力伸展至磴口,并建立县治。在磴口地区行政区划设置中的政治角逐和利权争夺,一方面反映了民国时期中央政府的边疆政策;另一方面体现了边疆地区不同人群、不同立场的各种势力对政区设置的影响。     

明代锦衣卫官制与职权新探

以官制完备为标志,锦衣卫的职权在成化年间基本发展成熟。缉捕谳狱及城市管理是锦衣卫堂官的首要职掌,侍卫皇帝则居次要地位。北镇抚司官专理诏狱,北镇抚司狱与锦衣卫狱是两所不同的监狱。锦衣卫处理的案件以京师地区一般犯罪居多。堂官、镇抚司官主要由兵部推选,嘉靖中叶以后,文化与司法考试是选官必经之途,从而使文臣子孙掌握卫务,锦衣卫趋于文职化。堂官、镇抚司官职掌、排序及其人选要求显示,明中后期锦衣卫的性质更接近于治安司法机构。锦衣卫官制与职权演化的过程,是明中后期文治道路的典型个案。     

明清时期永州的地方医者及其书写——以地方志为中心的考察

现存明清地方志中记载了很多医者的史料,通过对地方志等资料的考察,地方医者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呈现。在明清时期的永州,儒医是地方医者的一个重要群体,他们或是为治疗自身和亲人的疾病而习医,或是因为屡试不中而习医业医,也有一些人是受范仲淹良医良相之论的影响而从医。由于明清时期医学文本的广泛流传和官方对医疗市场管理的疏失,通过师徒相授、家族传承和自学等方式都可获取医学知识、开展医疗活动。随着越来越多具有儒学背景的士人进入医者职业,医、儒之间的联系也日益加强。掌握文化权利的文人士大夫将一部分医者用自己的方式记入地方志,既表达了他们自身的伦理诉求也表现出他们对于医者道德的要求与期望;医者为提高自身地位,也会积极与地方文人士大夫接触,通过一些符合儒家伦理观念的行为塑造自身形象。医、儒双方的纠缠在儒家的强势地位下使得医学各方面出现明显的儒化倾向,进一步导致医者职业识别性减弱,医学的技术性被符合儒家伦理观念的其他特性所覆盖。     

“嗜酒成性”的医学认知转向与19世纪后期英国的酗酒治理

在近代英国,随着人们对公共健康的关注和神经医学的发展,有关饮酒的病理学知识取得了长足进步,使得医学从业者在对待习惯性醉酒问题上,开始摆脱以往具有道德色彩的价值判断,强调嗜酒是一例需要医疗干预的、成瘾性的神经系统疾病,逐步从医学专业知识层面确立醉酒解释的话语权。在此基础上,一批医学从业者致力于相关知识的普及和社会改革活动,形成了专业化的社会团体,力图通过自己的活动争取议会立法,敦促政府建立专门用以治疗嗜酒成性者的收容机构。由于收容治疗触及人身自由问题,因此在议会辩论中争议较大,体现了在治疗特殊病例时医学认知和自由原则的消长平衡。1879年、1888年和1898年颁布的有关酗酒问题的一系列法案尽管是多方力量折中的产物,却标志着机构化处遇在应对嗜酒习性中的尝试以及相应的法律权力的确立,是英国酗酒治理中具有重要意义的探索和实践。     

论非斯大林化的复杂起因和多重后果

由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发动的非斯大林化,是使苏联社会主义摆脱斯大林模式若干弊端的突破性尝试。它在很大部分苏联人民中间有其深厚的社会动力,同时也与克里姆林宫内的权力斗争和赫鲁晓夫个人的政治经历及思想认识密切相关。它对社会主义在苏联东欧的较健康生存,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较健康发展,都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但另一方面同赫鲁晓夫的缺陷和失误相连,它也造成了在东欧极为严重的思想混乱和政治动荡,并因此决定性地阻碍了改革的进一步展开。非斯大林化后果的多重性从根本上说来自斯大林问题本身的复杂性,来自对斯大林及其领导时期的苏联历史进行功过分辨的困难。     

评近年来关于知识分子研究的几本史著

学术界近年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研究呈现三大特点：一,“体验中的理解”,利用研究主客体在血脉、情感上的亲密关系,勉力进入先辈生存的精神家园,以理解他们的所思所言所行;二,“建构中的阐释”,力求在某种独特、精致的理论建构中提出假设,表达观点完成叙述;三,“批判中的反思”,通过广义上的学术批判,对古往今来的士之论士、儒之论儒、知识分子之论知识分子的成果进行反思。此外知识分子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也值得引起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