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制视野下金代吏员制度的民族特质探析

吏员制度依附于官制而存在,探究金代吏制的民族特质,不能脱离官制单独论述。在金代官制视野下,管窥金代吏员制度的变化及其关联,金代吏员制度的民族特质表现为皇权专制烙印与贵族政治色彩并存、制度融合与汉制创新并存、民族融合与等级差别并存等三个方面的特征。     

试论民国时期的催征吏——苏北个案研究

民国时期的催征吏，其实是征收赋税的吏役。虽有“吏”名，却不人品级。从笔的目力所及，迄今为止，对于民国时期这一特殊的社会群体及其社会影响和作用尚无人进行研究。在国家和乡土社会的关系中，人们很重视绅士的作用，而忽略催征吏的作用。其实就国家和乡土社会的经济关系而言，催征吏作用可能比绅士的作用更为重要和直接。     

古籍训释辨惑四则

本针对通行教材注一及有关论在古籍襄释方面存在的几个问题进行讨论，在充分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较为稳妥的看法。涉及古汉语词汇和语法两方面。     

杨绍和“不欲外吏”原因考

杨绍和是海源阁藏书楼的第二代主人,咸丰十一年(1861),面对外任机会他却"不欲外吏",再三请辞并终生不曾外任。对于其中原因,现存史料主要着眼在雅不欲外吏、父未葬、母已老等方面上。但事实上,杨绍和"不欲外吏"的根本原因在于固守先人基业,进行整理并编订书目,对海源阁藏书楼的发展做出了无法替代的贡献。     

社会漩涡中的女性“疼痛”——解读《圣女的救济》中的女性形象

东野圭吾作为日本炙手可热的推理作家,将推理小说扎根于社会,着力阐发人性、人情,将世间百态以多元的形式呈现。尤其是其笔下的女性形象,具有鲜明的特点,在由圣女向恶女的蜕变中,引发出读者对社会问题的思考与反思。作者曾经说过“比起诡计和讽刺,我更看重‘疼痛”’,因此本文围绕东野圭吾长篇推理小说《圣女的救济》来深入探讨女性形象特点及其成因、意义。     

明代“重典治吏”的启示 赵艳芳刘金燕：《明朝“重典治国”的评价与启示》

重典治吏,就是指用严刑峻法来治理官吏。《大明律》规定官吏贪赃超过六十两的就要枭首示众,其刑罚之重历史罕见。如果地方官员依仗权力欺压危害百姓,当地民众可以把这些官员捆绑赴京陈诉,形成了百姓对官员贪腐的控制。与唐律和其他时期的律法相比,明律对官吏犯罪的惩治要严得多,因为很小的过错而株连全族的案件经常发生,使得官员们人人自危,以至“时京官每旦入朝。必与妻子诀,及暮无事,则相庆以为又活一日”。     

官场需要清新之风

正如火如荼的"反四风"活动以及去年岁尾几位省部级高官相继落马的高压态势,捧出了丰硕的反腐成果;同时,借此东风再次掀起的整治官员"慵懒散"的热潮将某些公务员浑浑噩噩的脸谱广而告之并且及时处置,赢得好评如潮。长期以来,公务员的"幸福生活"饱受诟病,许多部门的许多岗位干好干坏、干多干少甚至干与不干一个样,难怪《私人订制》中的愿望规划师杨重会发出"为官一任,不犯错误,但也不作为,它也是一种腐败"的感慨。"庸官"指的是那些平庸无能、碌碌无为,既不进     

《呼兰河传》与《金锁记》中恶母形象比较

在萧红、张爱玲的笔下,具有神圣色彩的母爱已被揭去了慈爱的面纱,伴随《呼兰河传》、《金锁记》中小团圆媳妇的婆婆、曹七巧的出现,彻底颠覆了传统母亲形象,展示给我们的是失去了人性的恶母形象。本文从恶母形象文本分析,恶母变态行为,恶母性格,母亲异化为恶母的原因等方面,对作品中两位恶母形象进行比较。     

岳麓秦简《为吏治官及黔首》与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编连互征一例

岳麓秦简《为吏治官及黔首》与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在简文编连方面存在互相发明的地方。本文据《为吏治官及黔首》简八五将《为吏之道》的简序调整为41+44+45+42+43+46。并据《为吏之道》将《为吏治官及黔首》最后三枚简的排序论定为87+85+86。     

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所见给吏与吏子弟——从汉代的“给事”说起

给事是秦汉以来官、民为官府工作的一种方式,即临时脱离本职、本机构到其他机构承担某种工作。西汉时基本不占编制,除非新机构官吏有空缺,并因此获得任命,否则继续保持原有的职位与身份。东汉时期部分开始拥有编制。给事者从事的多属各机构少吏所负责的事务性任务。承担给事者因工作不同而获得不同的称呼,东汉后则出现统称给吏。给事有时是制度性的安排,有时是编内人手不足所致,背后则是长期存在的官吏编制有限与事务膨胀间的矛盾。吴简所见孙吴初年临湘地区的给吏是这一传统做法的延续与发展。发展之处在于担任给吏者已开始向吏家父兄子弟集中,吏子弟带有一定的世袭性与身份性,吏子弟成年后,到离家赴官府给吏前,主要任务是耕种子弟限田,向官府交纳子弟限米。吏子弟充当给吏后与汉代一样也有成为正式员吏的可能。一旦吏子弟不足,则从本乡下户民中征发补充,并负责交纳子弟限米。吏子弟充当给吏不足时,也要从民户征发人员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