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官窑形成的文献考察

北宋官窑客观存在,地点在汴京。其性质属政和三年礼制局成立后,由礼制局制造所所辖的烧造陶瓷祭器(包括日用器)的机构,其产品为政和年间“新成礼器”的一部分。     

烫印的破绽:由马臀烫印质疑波士顿本《胡笳十八拍》册之版本年代

本文由“马臀烫印”对波士顿本之版本年代、成画时间、描绘族别等问题进行检视。研究结果显示.波本烫印字样暴露出鉴识学上的破绽.此一破绽不仅提供了理据确凿的关键性证据,亦足以推翻前人对波本既有的版本认识。作为“祖本”——波本之马臀烫印出现了不该出现的讹误字样,而所谓的“摹本”——台北故宫本之烫印字样却悉数正确,这暗示波本既非刘商谱系本之祖本原型,亦非台北本之底本.台北本很可能才是成画年代更早、更为精确之南宋古本。其次.波本应非如前人所认定绘成于北宋中晚期或南宋初年,其成画年代应下推至南宋中晚期。再者,波本绘有1119年后始见于历史之女真字{(?)}烫印,这是判定该本描绘对象之族属必为女真族(而非契丹族)的最佳证明。     

辽代记注官初探

辽代因修起居注而设记注官,但《辽史·百官志》南面朝官所列起居舍人、起居郎并不是记注官,所谓的“起居舍人院”也并不存在。辽代的记注官为使职化差遣之职,由牌印郎君、翰林都林牙等兼任。牌印郎君属于皇帝身边近侍,隶属于牌印局,翰林都林牙(总知翰林院事)属于朝官中的文官,可能隶属于大林牙院。辽代记注官皆以契丹文化人充任,这与辽代皇帝为中心的政务运作系统普遍使用契丹语有关。辽代记注官所编《起居注》失之于略,根源在于诸司供报送录制度不健全,以及记注官听闻议政的权力有限。辽代记注官之设,既弘扬相延数代的编修《起居注》传统,也具有多民族文化交融的特点。     

明清土司司所志编纂研究

土司司所志是土司辖区重要文献,明清时期广泛分布于今我国西南、中南以及中南半岛北部区域。上级志书编修需要、展示守土之责、表彰祖先功绩是其编纂的三大动力,纂修人员构成中基本都包含土司家族成员,编纂体例与府州厅县志无异,但拥有“世系”“土兵”“土司家族契约文书”等特色篇目。对照传统府州厅县志,土司司所志具有家族性、民族性、多元性等特点,在西南史地、边疆以及方志研究中具有重要文献价值。     

浙江绍兴印山大墓墓主考证

浙江绍兴印山大墓以宏伟巨大的规模,独一无二的墓室形制和结构,特殊的埋葬方式等,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经多方考证,确定印山大墓是《越绝书》上明确记载的“木客大冢”,是越国第一代国王允常的安葬之地。     

故宫建福宫花园复原设计研究

建福宫花园位于紫禁城内廷西北侧,曾是乾隆休憩、游乐的场所,并藏有大量珍宝。1923年6月27日夜,因园内敬胜斋起火,烧毁了花园内所有的建筑和珍宝。现根据故宫博物院与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的协议,拟复原这一组建筑。古建部遵照“维持现状、恢复原状”的原则,对建福宫花园遗址进行了认真、细致的勘查,同时,结合历史文献考证出宁寿宫后半部分的建筑系仿照建福宫花园,并且论证了其间的对应关系,从而为复原建福宫花园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甘肃宁夏镇属洪广营”印牌考析

“甘肃宁夏镇属洪广营印牌”,以下简称“印牌”,系自治区档案馆珍藏的一件实物档案,于1996年征集入馆。有其重要的收藏价值,但对此物的所属年代,却论有各异,说法有三,一日：明朝时期;二曰：清朝年代;三日：民国年问。而如此之说,只能算做推论,无任何考释作证,为此,笔者根据有关史料略述己见。     

也论西周铜器“邢侯所搏之戎”

《文物春秋》1999年第2期刊登了河北师范大学历史系张怀通先生《邢侯所搏之“戎”考》(以下简称《戎考》)一文。《戎考》在前人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广泛搜集史籍文献与地下考古资料,独辟蹊径,另立新说,这种勇于探索的科学精神无疑是值得充分肯定的。然而,《戎考》最后所作结论,即邢侯所搏之戎“就是在商亡后逃匿太行山中,以‘ ’为族徽的商人或其后裔”,实难以令人信服,且尚有诸多重要的理论性问题,可商之处颇多。故有必要对此问题重新提出,并进行深入、细致的探讨,以期求教于张先生与学术界的同仁。     

八思巴字“乾州分千户印”

1981年,陇西县昌谷乡元各村农民岳某在地边取土时,挖到一枚古印,后被人辗转卖给城关购销站。县化馆干部王鸿义、陈兴得知消息后,与当事人及购销站联系协商．将该印收归化馆保存。现在,这枚印章陈列在陇西县博物馆展厅。     

以生为本在课堂活动中学好英语

什么是“生本教育”？这是广东省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华南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郭思乐教授创立的一种教育思想和方式。生本教育是为学生好学而设计的教育，也是以生命为本的教育，它既是一种方式，更是一种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