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扎山下唱响民族团结和谐曲

阳春三月,走进日扎山下的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杏儿藏族乡,河沟岸边柳丝垂绿,荒山坡上杏花斗春,硬化路上车来车往,教学楼里书声琅琅,农家院里笑语盈盈,处处呈现出经济发展、政治安定、社会和谐、民族团结的喜人景象。杏儿乡坐落在民和县南部110公里处的一座干旱偏远的大山沟里,在65.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居住着藏、汉、土三个民族,有938户、4258人,除了20%左右的     

谭厚兰曲阜“讨孔”纪实

文化大革命初期,北京师范大学政教系的女学生谭厚兰,时为北师大红卫兵组织"井冈山公社"头头。她以"讨孔"总指挥的身份来到山东省曲阜县,掀起了一场疯狂的"讨孔"运动,使曲阜众多的文物古迹遭到前所未有的大破坏。其时,全国各级各类学校都在"停课闹革命"。因为可以免票乘火车,便有大批学生走出了校门,出现了全国性的红卫兵("红卫兵"是遍及全国的以大、中学校学生为主体的群众组织的名称。最早于1966年5     

书讯

<正>《现代欧洲思想史——新评价和新视角》(欧洲思想史译丛),多米尼克·拉卡普拉、斯蒂文·L.卡普兰主编,王加丰等译,人民出版社2014年3月出版,全书共30万字。该书是由两位著名的思想史研究学者拉卡普拉和卡普兰主编的思想史研究论文集,参与撰稿的都是当时世界一流的思想史家,例如:罗歇·夏蒂耶、基斯·迈克尔·贝克、海登·怀特等。他们聚焦于以"语言转向"为代表的     

抗战胜利前后国民政府对日处置的基本思考述论

国民政府对日处置的基本内容包括收回失土,重新调整东亚、东南亚地缘政治结构,军事上从严管制日本,政治上使日本民主化,经济上使其不再具备侵略性,消除日本对外扩张的制度性、社会性、思想性的基础等。抗战胜利前尤其是开罗会议前后,国民政府对日处置的思考和诉求与英、美、苏的互动频繁,不仅吸收了对德、意处置的一些基本原则,也把自己的思考和诉求传达给了国际社会;抗战胜利后,虽然国民政府和社会各界对日处置的思考进一步深化,要求也更为强烈,但因冷战格局的逐渐形成和升级,其诉求中很多合理的设想都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和认可,更没有反映在后来由美国主导的旧金山对日和约之中,直接损害了中国的核心利益,也使中国失去了对战后东亚政治格局构建的支配权。     

浅谈如何提高县级二轮志书的编校质量

二轮志书质量取决于志书编辑人员的素质,只有高素质的志书编辑队伍,才能推出高质量的志书。要提高志书编辑人员的素质,应着重于编辑队伍整体编校素质的提高和编校技能的培养。笔者认为,二轮修志必须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加快工作进度,编辑人员不能忽视质量求进度,要树立精品意识,确保质量,在文字编校方面逐步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力争修出佳志、名志。     

"天高皇帝近":一个重要的中国思想史命题——雷戈《秦汉之际的政治思想与皇权主义》评介

雷戈所著《秦汉之际的政治思想与皇权主义》一书,认为从秦朝到汉初的思想史发展阶段是中国思想史上皇权主义意识形态的生成和确立时期,并将其概括为"后战国时代";采用独特的"历史-思想"研究法,从政治制度、官场规则和官吏的政治生活中,挖掘特定时期的政治思想共识,为政治思想史研究开辟了新的路径,并扩大了思想史的资料范围;认为秦汉时期生成的皇权主义秩序,把"天高皇帝远"的制度现实变为"天高皇帝近"的观念实存,实现了对人们思想的可控性,从此,思想成为皇权可以控制和规范的领域,达到了有效的思想专制。这是秦汉以降中国思想史发展的基本特征。该书在研究方法的创新和思想深度的开掘上,都做出了独到的贡献。     

三"李杜"事件与汉末政治

汉末名士群体与外戚宦官及其所代表的皇权的抗争,是汉末政治的重要内容.这期间,李固、杜乔在立桓帝问题上与梁冀的对立,李云、杜众对于桓帝封五侯外家的指责,李膺、杜密在桓、灵之际党锢事件中的表现,均具有典型意义.三"李杜"在汉末名士群体中乃至在民众间都产生了极大影响,他们的行为、气节鼓舞着当时的士大夫们立身持正,与黑暗政治作斗争.三"李杜"最终都死于非命,预示着东汉皇权与作为政治精英的名士群体的背离,从而也预示着东汉政权的崩解覆亡.同时,三"李杜"树立的道德价值理念,在名士阶层的形成中也起着重要作用.     

黎萨尔与菲律宾现代政治变革模式的形成

何塞.黎萨尔被认为是菲律宾"国家和个人生活的基石"。在有关黎萨尔的研究中,黎萨尔与菲律宾政治变革的途径,即经由"改革"还是"革命"来达致国家的独立、获取全民的"福利",是争论不休的一个关键问题。从黎萨尔的著作来看,黎萨尔倾向于经由菲律宾政治精英在殖民政府内部对现有不合理的旧制度进行一场彻底的、激进的"好改革"来实现菲律宾的独立和民主。如果这一条道路走不通,那么,"暴力革命"将是最后的手段。黎萨尔所强调的"精英化的好改革"的政治思想,经由美国殖民政府的渲染,最终构成为菲律宾现代政治变革的基本模式——旧框架内的和平革命。     

制度史研究应具整体观

从古往今来的历史来看,制度创立和发展对国家重建以及社会秩序维持所具有的基础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也正因此,在历史研究中制度史一直成为学者所关注的重要领域。无论是研究队伍,抑或是取得的学术成果,都是其他历史学领域难以比肩的。处于当今重视学术创新的时代,制度史的研究为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走出原有纯制度层面的研究困境和局限,研究方法上需要做哪些改进,研究内容上需要做哪些调整,才能更好地实现不断深化的目标呢?学者们已经自觉地意识到了这些问题并做了有益的探索,如邓小南先生的"走向‘活’的制度史"研究的呼吁,犹如馨香扑面,令人新爽。为了开拓制度史研究的新局面,我们推出这期"制度史研究方法笔谈",包伟民、陈长琦、李凭、卢向前、王日根5位学者结合各自的研究领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希望对研究者有所裨益和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