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科齐被判入狱

2021年3月1日,法国巴黎轻罪法院宣判前总统萨科齐“腐败”和“以权谋私”罪名成立,判处其3年有期徒刑,其中包括1年实刑。萨科齐也由此成为首位被判入狱的法国前总统。现年66岁的萨科齐于2007年至2012年担任法国总统。近几年他官司缠身,但仍然在公众场合频频露面,试图重返法国政坛前沿。法国舆论普遍认为,萨科齐此次被判刑令他的政治前景“黯淡”。图为3月1日,萨科齐(中)抵达法院,向周围人摆手示意。     

新疆内鬼,分裂手段从“武”到“文”

政法委副书记犯下十宗罪,教育厅厅长编写“问题教材”毒害数百万学生“为了真主,你可以去杀人?”“别说是异教徒了,如果安拉有旨意,我甚至可以杀我儿子。”这是一名记者与一名在狱中服刑的、受极端思想深度洗脑的暴恐分子的对话。4月2日,第四部新疆反恐纪录片《暗流涌动--中国新疆反恐挑战》播出,其中的这段对话让无数人感到毛骨悚然。     

高职药学专业教学中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合

对于高职学生而言,在日常的以职业为导向的实践课程中都应当时时刻刻贯彻思想政治教育。对于药学专业的高职学生而言,他们的道德的建设要求是比其他专业的高职学生更加严格的。因此,高职药学专业的教师就需要结合学生的实际学习情况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教学改革,从而不断提升高职药学专业的职业道德素养,从而引导他们在未来的职业生涯中实现更好的工作能力。     

学习陈云关于帝国主义本质的精辟论述,坚决维护国家政治安全

陈云一贯重视研究国际问题,善于结合国内经济建设与国际形势变化来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他对帝国主义本质与特征的论述,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继承和发展,是对国际关系变化规律的准确把握,更是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及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的积极探索.重温陈云关于帝国主义本质的精辟论述,对维护作为国家安全根本的政治安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现实意义.     

"黄侵运逼"视野中的淮河变迁

淮河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条全面系统治理的大河.当初,淮河本是"四渎"之一,槽深流清,颇富通航之利.然而从1128年杜充决黄河开始,因为掺杂了诸多人为因素的700多年的黄河夺淮,因为明清时代蓄清刷黄、济运保漕的国家大政,因为截淮的高家堰与汇淮的洪泽湖,淮河失去了河形、失去了下游、失去了入海水道.这样的自然与人力综合作用、"黄侵"与"运逼"交相折磨的淮河,又引发我们广泛的文学拟喻与深沉的哲学关怀.以言文学拟喻,传统帝制时代的黄河可称"父亲河"、运河可称"富贵子"、长江可称"母亲河",淮河则是值得同情的"隐忍子";以言哲学关怀,淮河与黄河、运河、长江之间的"恩怨情仇",既反映了人地关系的复杂性,也展示了政治权力对自然变迁的负面影响.     

金朝世婚家族乌林答氏研究

乌林答氏是金朝重要的世婚家族。在完颜氏领导的女真军事部落大联盟初建之时,孩懒水乌林答部就已加入。太祖起兵反辽后,原系辽籍女真的乌林答部也随即归附。乌林答氏自加入军事大联盟后,以世代联姻的方式来巩固其与完颜部的政治联盟,其成员不仅频繁活跃于金朝的各种政治活动中,还积极参金朝对内对外的军事战争,为金国的建立、发展和稳定统治贡献巨大。     

乡党政治、士人心态与历史人物书写——以明清史传中的李至刚为中心

历史人物书写往往是复杂的社会关系、政治环境以及多样心态主导下形成的主观表达。传统时代,人物事迹被置于道德框架之下书写,人物评价及其形象被特定时代的社会关系和文化心态所塑造。明清史传对永乐初年礼部尚书李至刚的书写,则是其中的典型个案。明人杨士奇所撰的《解缙墓碣铭》和《李至刚墓表》是后世史传中李至刚书写的祖本,李至刚“蒙垢简牍”的故事不断被复制、传播和再创造,最终影响到清代官修《明史》的道德性书写。这一案例呈现了个体书写如何影响集体书写的过程。究其原因,这可能是明代中前期杨士奇长期秉政,并以其政治声望、文化影响进而掌握社会舆论和话语权的反映,也是明代史家反思和批判永乐朝史事、明代中后期现实的心态折射。     

北宋政治的得失与“儒术治国”的尴尬

北宋堪称“儒术治国”的典型。这一论断的基本支撑是当时两个比较典型的历史现象：“儒术”的复振和“文人主政”。“儒术”大行其道以及整个笃信“儒术”的文人官僚队伍使得北宋政治实践中有着相当浓厚的儒家色彩。这一历史阶段的文治似乎比较成功,“文教”的发展在中国历史上创下了一个高峰。然而,整个北宋一直国势不振,国力不强,“积贫积弱”,对外奉行投降政策,最后败亡得相当悲惨。这一切使得“儒术”的历史作用显得可疑,使“儒术治国”说陷入真正的尴尬     

社会主义革命语境下的精神生产:政治宣传画

作为视觉化的精神生产成果,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政治宣传画通过强化政治认同、促进生产动员和实现宣传教化等推动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展开,成为这一时期社会精神风貌的缩影。在创作和传播过程中,政治宣传画也呈现出单一性的倾向和大众性的特征,在动员群众和形塑新社会中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而其独特的宣传功能在此后的发展中并未"退场",反映了社会精神生产的延续性。     

从真容偶像看佛教对辽代丧葬习俗的影响

真容偶像是辽代墓葬中颇为常见的一种葬俗,特别盛行于辽代晚期的汉人墓葬中。从真容偶像的分布情况和图像特征入手,并将其置于辽代的末法思潮之下,进而与辽宋时期的舍利瘗埋制度相关联,并结合契丹民族独特的丧葬观念,试图进一步揭示佛教对辽代丧葬习俗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