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力作--评《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探索》

长期以来,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的研究一直颇受学界的重视,该领域已成为史学研究中的一个热点,研究氛围空前活跃,学术成果不断涌现.2005年8月,汤奇学教授所著《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探索》(以下简称《探索》)由安徽大学出版社出版,即是近期这一领域中较有代表性的成果.     

莫高窟早期净士思想表现——以北凉三窟为中心

本文主要以北凉三窟为中心,从佛教义学及禅法等方面,结合北凉涅槃思想演伸出的法身观和净土观,及北凉佛教所偏重的弥勒系信仰,并以此三窟之莲花化生、莲池世界等背景造像,来探讨敦煌早期净土思想之表现,希望能掌握隋唐以前敦煌净土思想之源流与发展脉络,以作为将来进一步研究之基础。     

古代"守中治边"、"守在四夷"治边思想初探

“守中治边”与“守在四夷”,是古代大多数封建王朝治边思想的核心,也是制定各项边疆治策理论的基础。在封建统治者看来,“守中”之地与“四夷”之地之间有明确的划分;大多数封建王朝所追求的理想境界,是国家的腹心地区安定繁荣,在边陲地区实现“守在四夷”。本文对“守中治边”与“守在四夷”说法的由来、内涵及其产生的影响,做了初步阐述与分析。     

体用本末之间:中国近现代的民族主义

民族与民族主义的定义异常复杂,以至于以研究民族主义著称的休·赛顿—华生写道:“我被迫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也就是说,我们根本无法为民族下一个‘科学的’定义;然而,从以前到现在,这个现象却一直持续存在着。”(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而民族主     

第二轮志书编纂中一个值得重视的语言问题

第二轮修志启动以来,笔者有幸应邀参加了省内外一些续修县市志评稿会,看到这些志稿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时代特色鲜明,地方特点突出,资料丰赡翔实,编纂体例完备,篇目结构合理,全面记述了当地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的新发展,城镇乡村的新建设,各行各业的新成就,人民生活的新提高,弘扬了改革开放的时代主旋律,绘出了一幅幅共产党执政兴国的地方历史新画卷。这一切都生动地反映了社会主义新方志事业蓬勃发展的强劲势头,生动地反映了广大修志工作者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精神风貌。但也普遍存在着一个问…     

试论江泽民党风廉政建设思想的理论渊源和实践基础

江泽民党风廉政建设思想,是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马克思主义党风廉政建设学说和毛泽东、邓小平党风廉政建设思想为主要理论渊源,并广泛吸收古今中外人类社会廉政建设思想的精华,紧紧抓住在新形势下把我们执政党建设成一个什么样形象与怎么样建设这个主题,在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根据新的实践和新的经验不断进行理论思考和理论创新,而逐步形成、发展和完善、丰富起来的。     

近距离感受胡耀邦

胡耀邦同志辞世已整整十五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他的人格魅力、他的丰功伟绩、他的人民公仆的品质至今仍然深深铭刻在人们的记忆里。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1980年下半年,我有机会到中央党校学习。学校9月1日正式开学,副校长冯文彬讲话时传达了兼校长胡耀邦对来党校学习的同志的几点希望:“好好地读点书;好好地开动机器,想点问题,过去的,现在的,将来的;好好地利用这个机会总结点经验;好好地准备重新走向工作岗位,为党的事业作出更多的贡献。”听,四个“好好地”多么实际呀!11月23日,我以中央党校中青年培训班支部负责人的身份列席全国宣传工…     

“武夷山-黄山-三清山”三山论“道”——朱子学与东亚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武夷山召开

同盟论道:"道南理窟"开讲坛朱熹是福建人?江西人?还是安徽人?在发掘文化遗产和开发旅游的热潮中,福建、江西、安徽三省曾经展开了对一代理学宗师朱熹的争夺战。出人意料的是,这场"争夺"以握手言和、三省结盟的方式结束:福建武夷山、安徽黄山和江西上饶轮流联合举办国际     

20世纪中国的社会转型与社会变革的两种思想和方式

在20世纪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革命与改良(改革)这两种变革思想和方式之间虽然有重大区别,但又是互补的,而且"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两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各凸现其主导功能,也会相互转化,不可绝对地厚此薄彼,更不可只肯定一种而否定另一种.事实上,革命与改良是同一部乐曲的"双重变奏",两者的相生相克、相辅相成、交互辉映,共同组成了20世纪中华民族救亡图存、启蒙大众、革故鼎新的历史画卷,共同推进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20世纪最后20多年的改革和发展趋势表明,中国尽管已从根本上摆脱了自我束缚的困扰,但进入新世纪后最需要的是居安思危,力戒盛世意识,增强忧患意识.     

独辟蹊径的元代云南史地研究力作——读《〈马可波罗行纪〉云南史地丛考》

方国瑜先生是中国西南历史地理研究的开拓者。他和林超民教授合著的《〈马可波罗行纪〉云南史地丛考》独辟蹊径,以翔实的材料证明马可·波罗确实到过云南与东南亚,为马可·波罗到过中国的证据提供了有力的、必不可少的补充;在元初云南政区、元代云南交通等方面提出了独到的见解,推进了元代云南史地的研究;表现出了清晰的学术传承轨迹和亲密无间的师生情谊,勘称学林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