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地方主义的政治解读

“地方主义”一词,20世纪20年代初在中国出现,其后至今被较多地使用;中外关于地方主义的阐释也颇为复杂;依据这些阐释和对“地方主义”一词的解构,结合现代中国的实际,地方主义的内涵应是地方心理观念、地方政治意识、地方政治行为及其思维和行为模式这样一个结构。关于现代中国地方主义的界定,国家的基本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应是基本标准;中央政策是一个重要标准;国家的政治传统是一个参照的方面。界定的立足点应在于：它必须出自地方,是地方的意识和行为;它的基本方面是地方对中央;它的本质是地方同中央争权夺利。     

从"资治"到"救国"--关于19世纪史学经世致用思想变化之研究

自19世纪40年代伊始,中国社会所发生的空前的沧桑巨变,直接推动了史学由古代史学向近代史学的转变。这种转变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史学经世致用思想的变化,即史学经世致用思想从“资治”到“救国”,从着眼于王朝治乱兴衰到关注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之经世致用的宗旨和参照系的变化。同时,这种变化又对整个19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及其走向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后现代主义与美国外交史研究北大核心CSSCI

在后现代思潮中,对美国外交史学产生重要影响的主要是解构主义和后殖民主义。从解构主义层面看,学者们运用"话语分析"方法,关注"认同政治"主题,深化了对美国外交之国内文化因素的研究。在后殖民理论层面,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和印度学者提出的"庶民研究"方法的运用,刷新了关于美国帝国主义问题的研究。后现代理论在美国外交史研究中的运用有着学术上的积极意义,但少数后现代论者关于美国外交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的激进主张,也引发人们对它的质疑和批评。事实证明,这些激进论者没有领会并贯彻后现代主义平等、宽容的人文主义精神实质。     

东京审判:中国学界的观察与思考

东京审判作为与中国近代史、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和历史记忆息息相关的重要事件,引起中国学界的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无论与纽伦堡审判的对比研究,还是兼及盟国境内其他审判的综合性研究;无论东京审判相关史料收集、整理与出版,还是从历史学与国际法角度的学术探讨,都反映了不同时期国际关系、时代环境对东京审判研究的影响与制约。随着东京审判外文史料的公开与出版,如何充分利用这些丰富的外文史料,进一步拓宽研究思路和研究领域,不断汲取外国学者的既有研究成果,加强中外学者的对话和开展"共同研究",或将是东京审判研究的一个发展方向。     

敬告作者和读者北大核心CSSCI

一、本刊是河南大学和河南省历史学会主办的史学专业刊物,发表高水平的史学研究新成果,尤其欢迎史学理论、史学评论、社会史、城市史、乡村史、文化史、海洋史、台港澳研究等方面的优秀稿件。二、专题论文一般不少于15000字。重大选题的稿件不受此限制。囿于经费,恕不退稿。三、投稿时,请采用打印稿和电子稿同时寄送的办法。稿件一般应为A4纸(36行×36字)打印,并使用较宽行距,以便于编校。打印稿请通过EMS方式寄至"河南省开封市明伦街85号,河南大学《史学月刊》编辑部",邮编:475001;电子稿请发至相应的电子邮箱(见本页下),并请在"主题栏"中显示文章标题。     

洪秀全评价变化与史学思潮嬗变

对洪秀全的评价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1949年之前,清政府称其为"逆首";清末革命党为反满需要,尊其为民族革命先烈;国民党政府继续沿用这一称呼,而共产党称其为民主革命的先驱。1949年到1976年,洪秀全被尊为人民英雄,被不断美化、神话。1976年之后,研究回归理性,洪秀全被称为起义领袖,不再被一味美化,但又出现了另一极端现象,即对其人其事全盘否定。对洪秀全评价的变化反映了史学思潮和社会思潮的嬗变。     

把住高铁“神经中枢”的人——访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高铁信息通信专家钟章队

近年来,随着我国铁路事业的高速发展,高铁已逐渐成为人们出行的首选交通工具。一条条高铁,像一条条血脉,奔向祖国的四面八方,为祖国母亲注入了巨大的活力。它将城市和域市之间的时间距离缩短、人和人之间的心理距离拉近,让我们可以尽情畅享新时代的美好生活。在我们享受如此便捷出行方式的同时,你有没有想过,如此庞大复杂的高铁网络、如子弹般飞速驰骋的无数列车,这背后需要怎样精密的操控系统来控制?高铁的“神经中枢”是如何构建的?和原来坐的普速列车相比,高铁的通信和控制有了怎样的变化和提升?这背后是哪些人在做着不懈努力?本期,我们来认识一位高铁移动通信和安全控制方面的专家——钟章队。     

钱澄之史学思想初探

钱澄之一生著述宏富,其中,《所知录》是一部编年体的史学专著,其他著述所涉史事和史论亦多,表现出强烈的史学意识和史学关怀。其"文直""事核"的史著原则,"存疑""质证"的史学批评理论,"彰往""察来"的史学经世思想和宏阔的史学视野,在明"遗民"阶层和清初学术界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彰显了其作为桐城派先导在史学研究领域的开山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