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念海历史民族地理研究的特点与变化

史念海自20世纪30年代起,在多个领域的研究中关注历史民族地理问题。相较于政治史、民族史等领域的研究,史念海突破传统片面强调血缘、族别的观念,立足于各民族所居多元地理环境,从民众在生产生活中的人地互动和族际互动入手,基于动态分析的视角,从疆域沿革、农牧分界线变迁、农牧区域盈缩、生态环境变化等过程,对民族空间分布变迁、民族交流融合、民族区域开发等问题展开深入研究,并直面社会现实问题与需求,这些理念与方法至今仍有重要借鉴意义。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研究特点并非在短期内形成,而是经历了较长的发展和变化,并与不同的社会时代背景紧密联系,学术性与致用性形成共振。     

史坛志苑师范永垂——纪念罗尔纲先生逝世10周年

罗尔纲先生故里贵港市举办中国首届罗尔纲学术研讨会暨罗尔纲纪念馆开馆仪式,我有机会列席,感到十分荣幸。罗尔纲先生是中国近代史学泰斗,同时也是方志大家。他毕生的论著中一大板块是志书,如《湘军新志》、《绿营兵志》、《晚清兵志》(含《淮军志》、《甲癸练兵志》、《海军志》、《陆军志》、《军事教育志》、《兵工厂志》)、《太平天国首义志》等等,至于他搜集整理编纂的文献资料,更多达3000万字。1932年他在贵县中学当教师时,就曾兼任县修志局特约编纂,历时两年。1944年他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任上,被广西通志馆借调回省从事太平天…     

从写经题记看北朝敦煌民众的崇佛心理

北朝时期敦煌地区的写经活动是当时民众奉佛的一种重要方式。约在北魏宣武帝年间,该地佛事发展兴盛,社会写经需求大量增加,并有了商业化的倾向。其写经的主要用途是为了读诵受持和流通供养。整个北朝民众写经题记和发愿文在不同时期呈现出的不同形式与内容,反映着民众相应的奉佛心理的不同变化,这些都与当时的历史背景分不开的。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协同研究探索

思想政治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具有天然的内在联系,在提倡"1+1>2"的协同理论指导下,构建思想政治教育同心理健康教育的协同育人模式在本质上是可行的,也是促进两学科发展的新思路.两者的协同创新一方面是课程思政的题中之义,另一方面也具有培养目标的一致性和教育功能的互补性.具体说来,可以从教育目的、师资队伍、教育内容、教育方法...     

中国社会史论战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崛起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是由政治分歧引发的学术论争。虽然论战各方不同程度地运用唯物史观展开历史研究,但实质蕴含着马克思主义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根本分歧。社会史论战塑造了马克思主义史学求真与致用并重的学术品格。唯物史观的传播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崛起,促使20世纪中国史学的研究旨趣、研究范式、研究领域发生深刻变革,为推动中国史学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     

中国古代史学起源新论

学术界将远古神话与殷周史官和牍纳入史学的“童年说”、“草创说”、“萌芽说”。笔认为，商周及其以前的神话传说和字资料只能说是先人无意识地为后人留下了珍贵史料，殷周史官不可佩上史学工作的标签，其所录的“官书”也不能拔高到史的地位，只是到了西周晚期至迟在公元前841年，周室及各国史官已开始有意识地记录时事，编排国史。他们从最初那种单纯的宗教神官和“掌官书以赞治”的宝座上渐渐地转轨到后世意义的史官位置上，开始将眼光投向历史，为史而作书，中国古代的史学当于此时萌芽。公元前841年的共和纪年，应是史学孕足而娩的重要标志。     

“史学认识自己“的新突破:评瞿林东著《中国史学史纲》

中国史学史自本世纪20年代梁启超的倡导算起，海内外正式出版的中国史学史专著已达数十种之多，北京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瞿林东教授《中国史学史纲》(以下简称《史纲》)一书乃其中一部力作，该书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     

传统文化心理结构在近代转换中的失衡

传统文化心理结构在近代社会中的转型,出现了严重的失衡。从文化心理的显性结构来看,民族情感凸现于情感结构之外,并涵化了整个文化心理结构,使各维结构发生了变异与错位。从隐性结构来看,被民族情感渗透与驱动的思维方式,出现了绝对两极化的倾向,它不能容忍折衷调和,更反对多元共存,以至于衍化成“左”与“右”的绝对对立并造成后来“左”倾一元独统的文化态势。由思维方式的绝对两极化导致行为方式的偏激化。这种偏激,在文化取向上形成了尚西趋新的行为定势和与传统实行彻底决裂的文化欲求。传统文化心理结构在近代转换中的失衡,还表现为人格追求与行为方式既粘连又悖离,即实践中的道德理想主义和文化转化为生命意识的悲剧精神。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道路的思考

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前,自李大钊开始传播唯物史观,此后经郭沫若、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等的努力,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坚持革命性与科学性结合,显示出自己建构研究中国历史体系的规模和力量,因而20世纪把中国史学推向了新阶段。建国后17年,马克思主义史学虽然经历过严重的曲折,但成绩仍是主要的,主要表现在:以唯物史观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方向得到坚持,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在通史、断代史和专史领域以及大规模整理历史文献等方面都有重要成果;1958年以后教条化严重泛滥时,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等挺身而出进行抵制,一批熟悉历史考证的学者在唯物史观指导下,使史学达到新的境界。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经过批判和反思极“左”路线危害,解放思想,史学出现了开拓进取、欣欣向荣的新局面。